1976年清明，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步行十里地来到父亲的墓地扫墓，然后坐在父亲的墓碑前合影，此后他每年都会来一次，直到去世。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到长沙，最终抵达重庆。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乡、同学邓季宣，并通过邓季宣认识了江津的名绅邓蟾秋以及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的名气，便邀请他前往江津县居住。经历了种种波折后，陈独秀终于定居在石墙院。 石墙院曾是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故居，曾经在当地十分显赫，然而当陈独秀入住时，这座院子已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败。石墙院共有三进，中央是一个200平米左右的天井，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左右耳房围成一个小院。陈独秀住在右侧耳房，这里卧室面积大约10平米左右，房前仅有一张桌子和两把凳子，陈独秀在这里吃饭。院子的右侧有两大间屋，门外有一排隔栅，这是陈独秀用来写作和接待客人的地方。 在抵达重庆之前，陈独秀的世交好友邓仲纯曾邀请他到江津住下。邓仲纯在江津开设了诊所，并力劝陈独秀住到自己家中。然而，邓仲纯的妻子对陈独秀的到来感到担忧，害怕自己会因此牵连，最终拒绝了陈独秀的请求，并且恶言相向。陈独秀在给三子松年的信中提到此事，表示“幸亏你们与祖母未同来，竟遭邓太太拒之门外”。陈独秀自视高傲，自然不能接受这种侮辱，便愤愤地写道：“若不碍于行李拖累，定然马上重返重庆。” 正当陈独秀感到心情不佳时，江津乡绅杨学渊看中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声誉。杨学渊担心陈独秀没有合适的居所，便以修订杨氏家谱和整理先人遗稿为名，邀请他入住石墙院。杨学渊的邀请终于为陈独秀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他在石墙院的居住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虽然环境简陋，但在他眼中，这里却成了一个可以静心写作与思考的地方。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天色微明。春寒料峭，细雨绵绵。陈松年早早地就起了床，从衣柜里取出一套洗得发白却依然整洁的中山装。这是他平日里最郑重的着装，专门留着每年清明扫墓时穿。 他仔细地掸去衣服上的浮尘，换上这身衣服，又将一双旧皮鞋擦得锃亮。临行前，他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老旧的皮夹子，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父亲陈独秀晚年时的模样。 从家里到父亲的墓地，整整十里山路。陈松年拒绝了邻居载他同行的好意，坚持步行。这些年来，他总是这样，风雨无阻。山路蜿蜒，脚下是斑驳的石板，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了新芽。清明时节的细雨打湿了他的衣襟，但他仍保持着稳健的步伐。 来到墓地前，陈松年先是驻足远望。父亲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野草丛生。这墓地很简单，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只有一方普通的石碑，上面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几个字。这样的简朴，正如父亲一生的为人。 陈松年放下随身带来的工具，开始清理墓碑周围的杂草。他的动作很慢，但很仔细，像是在完成一项庄重的仪式。清理完毕后，他又擦拭墓碑，将石碑上蒙的灰尘一点点抹去，直到能清晰地看见每一个刻字。 夕阳西沉时，陈松年才起身准备离开。临走前，他又一次抚摸着墓碑上的刻字。在返程的山路上，细雨又一次飘落。陈松年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雨幕中，每年清明，这里都会等来那个穿着整洁中山装的身影，直到永远。 陈独秀一生特立独行，留下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人，也是最早反思苏联政治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在1940年，他就敏锐地指出，斯大林的独裁与排斥异己的行为，并非因为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是由于苏联的体制问题。 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能从苏联的制度中吸取教训，单纯反对斯大林并不会带来进步，“一个斯大林倒了，仍然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权中产生。”遗憾的是，陈独秀的这一见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未得到中共领导的重视。 1918年8月，毛泽东等人因赴法勤工俭学的需要来到了北京，并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开始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当时两人曾有过几次交谈，虽然具体谈了什么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非常大。1936年，毛泽东回忆道：“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或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被捕后，许多社会名流如宋庆龄、蔡元培等纷纷发声，要求蒋介石释放陈独秀，掀起了“营救陈独秀”的热潮。著名律师章士钊为其辩护，并表示陈独秀的思想与三民主义并不冲突，还提出“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的主张。然而，陈独秀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章士钊的辩护完全是个人意见。 陈独秀愤怒地写下《自辩状》，阐明共产党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自由社会，并声明自己所有的思想与行为都坚守这一目标。他宣布，自己将“不惜一切，死而后已”。这场辩护成了革命的战场，许多旁听者远道而来听陈独秀的辩词，国民党的形象因此遭受了极大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