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曾相继制定开皇律和大业律，但李渊对于隋律的改革实持每况愈下之见，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命裴寂、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以宽简作为其立法定律的指导思想。其后，又令裴寂与尚书右仆射萧瑀等撰定律令，其“大略以开皇为准”。至武德七年（624年）五月颁布《颁定科律诏》，将新修科律颁行天下，是为武德律 。武德律修订的原则是“斟酌繁省，取合时宜，矫正差违，务从体要”。虽然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刑名之制又亦略同”，但武德初选定开皇律作为唐律修订的蓝本，以律、令、格、式等部分构成了唐代完整的法典体系，不仅为后来的贞观律、永徽律、显庆律、垂拱律、开元律等的修撰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基础，并对后世和周边国家的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