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0岁的张大千南渡。几年后正在印度旅居的他，收到了好友齐白石的来信。 1949年，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局势已经不可逆转。在这场历史的巨变中，已年届五旬的张大千也面临着去留的艰难抉择。12月9日，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航班，蒋介石的亲信张群为张大千争取到了三个珍贵的座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会，张大千只来得及安排四夫人徐雯波和年仅三岁的小女儿同行，匆忙收拾行装踏上了前往台北的旅程。 然而，当时飞机已经严重超重，张大千携带的几大箱画作，特别是珍贵的敦煌临摹壁画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在这危急时刻，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决定。作为一位深谙文化价值的教育家，他当机立断地将自己的行李舍弃，换取张大千全部画作的安全运输。这一壮举唯一的条件是——张大千需承诺将这批画作捐赠给故宫博物院。面对这一要求，张大千毫不犹豫地在承诺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这意味着这些凝聚他心血的作品将不再属于他个人。 离开大陆后，张大千开始了他的海外艺术生涯。他先后旅居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和美国，身体虽在异乡漂泊，但艺术创作从未停歇。1956年4月，由《朝日新闻》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盛大举行，五十多幅＂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壁画临摹作品震惊了日本艺术界，引发轰动。 50年代初，正在印度旅居的张大千收到了一封由香港友人转交的信件，发信人是留在大陆的艺术大师齐白石。这封信的内容颇为耐人寻味，开头先是讲述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的生活，表达了对张大千回国看看的期望。然而信的后半部分却透露出截然不同的现实：齐白石坦言生活艰难，希望能通过张大千在海外代售自己的画作，只求换取一百美金的微薄收入。 面对老友的窘境，张大千立即托人汇去了一百美金，却没有索要任何画作作为回报。这一举动彰显了两位艺术大师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画坛的艰难处境。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市场萧条，许多画家不得不改行画连环画、年画或从事美术教育以维持生计。即使是像齐白石这样的一代宗师，一幅画作也仅值几十元，且难以售出。 这封来信也促使人们思考徐悲鸿、齐白石与张大千三位艺术大师在时代变迁中所走的不同道路。徐悲鸿选择留在大陆，投身于新中国的艺术教育事业；齐白石坚守故土，在有限的条件下坚持创作；而张大千则选择了海外漂泊，在世界舞台上弘扬中国传统艺术。三位大师的不同选择，既是个人性格和际遇使然，也反映了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子面临的复杂处境 随着在海外的名声日隆，张大千对故土的思念也愈发强烈。1957年春天，他曾通过一位印尼华侨向大陆传递口信，表达了想要回国看看的愿望。这一消息也传到了老友叶浅予的耳中。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了变化，反右运动全面展开。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张大千立即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叶浅予后来在谈及此事时曾表示，阻碍张大千回国的并非他不想归来，而是国内多变的政策环境令他心存顾虑。另一位好友谢稚柳也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了张大千性格的关键特点：他只适合专注于艺术创作，不善于参加会议或发表政治性讲话。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这样的性格特点确实不适合回到国内生活。 更为悲痛的是，张大千的小儿子后来卧轨自杀的噩耗，彻底关闭了他考虑回到大陆的心门。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他只能继续在海外的漂泊生活，以艺术创作为精神寄托。 1969年，张大千举家迁往美国定居。然而在异国他乡，他常感到身体不适，老友蔡孟坚曾前往探望。在交谈中，张大千坦言在美国居住的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而每次回到台湾却感到精神焕发。朋友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思乡病＂，反映了他对东方文化环境的深深眷恋。 知晓张大千境况后，宋美龄主动向丈夫蒋介石进言，建议摒弃过往的芥蒂。随后，她以个人名义邀请张大千访台。在台期间，张大千挥毫创作了一幅《荷花》表达谢意，构图与当年为毛泽东所作的那幅极为相似。此外，他也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将62幅敦煌临摹壁画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1975年，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张大千心中的隔阂逐渐消除，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适时举办了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向这位漂泊海外多年的艺术大师示好。台湾当局还特批了台北市郊外双溪的一块地皮，供他建造理想中的栖居之所——＂摩耶精舍＂。 在这座精心设计的别墅中，张大千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晚年的他常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等老友聚会，谈古论今，挥毫泼墨。1981年，他还邀请二张一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与寿幼兰女士一同观赏《庐山图》的开笔仪式。直到1983年，这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大师在台湾安详离世，结束了他传奇而多舛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