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志愿军的战俘政策是直接释放。对重伤敌兵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仍送回敌区，由敌人自己去收容。“联合国军”第二任司令官李奇微也不得不震惊。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参与朝鲜战争，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旨在抵抗联合国军的进攻。此次参战不仅阻挠了联合国军在感恩节前占领朝鲜半岛的战略计划，还在战场上俘获了大量的敌军士兵。 11月17日，彭德怀向北京发送电报，咨询如何处理战俘问题。他提议，应该以人道主义精神和优待战俘的原则进行处理，建议在前线实行战俘释放，并计划建立战俘营。 这一建议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在接到北京的指示后，志愿军迅速执行了这一决策，在前线释放了103名美军战俘，这不仅有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是一种战略性的心理战。 随着战争的推进，志愿军于1951年2月又释放了132名联军战俘，涵盖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士兵。这些战俘中，有不少是受伤或病弱的士兵。 在物资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志愿军尽最大努力为这些伤病士兵提供医疗服务，直至他们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后，才将他们释放。此外，志愿军还为战俘提供了保暖的棉衣和食品，以帮助他们抵御寒冷和饥饿。 每次战俘释放前，志愿军都会举办一次隆重的释俘大会，宣讲志愿军的政策，并向战俘归还其私人物品，如手表、钞票和家人照片等。 志愿军释放战俘的政策，也得到了一些战俘的理解，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最初对志愿军存有误解。比如，一些经历过二战的联军老兵，对德国和日本在战俘处理上的残酷行径记忆犹新，他们担心志愿军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段。然而，经过实际接触和体验，很多战俘逐渐改变了对志愿军的看法。 为了应对前线战局的复杂性和日益增加的战俘数量，志愿军还在辽宁省接壤朝鲜的碧潼郡建立了战俘营。该地位于鸭绿江南岸，环境优美，地理位置较为安全，适合作为战俘安置点。重伤的美军士兵被安置于经过修缮改建的民房中，这些战俘营逐渐成为展示志愿军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 自1951年4月24日成立之初，碧潼战俘营迅速成为一个多国战俘汇聚之地，其中包括美军、英军、澳大利亚、南非及土耳其等国的军人。 碧潼战俘营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美军空袭的目标。在米格走廊建立之前，美军频繁对中朝边境进行轰炸。尽管战俘营明确标记了“POW”标识，美军的轰炸仍旧不时发生，导致多名联军战俘伤亡。这种情况持续到志愿军空军逐步建立制空权，美军的空袭才得到有效遏制。 战俘营内部的秩序与管理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美军战俘中的军官与士兵间的关系紧张，军官等级森严，常常有士兵因官长的压迫而苦不堪言。更为严重的是种族歧视现象，白人战俘对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战俘的虐待不时发生，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 志愿军对待战俘的政策强调平等与人性，这一政策不仅在每日的生活供给中，还在于对战俘文化与宗教习俗的尊重。例如，战俘营在供应食物时注意到不同国家战俘的饮食习惯，还特别为穆斯林战俘在宗教节日提供符合其风俗的食物。 此外，战俘营还举办了包括体育、音乐与其他娱乐活动在内的多种文化活动，增强了战俘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 战俘营的物资供应逐渐充足，从最初的粗茶淡饭到后期能够提供较为丰盛的饮食。志愿军还特别关注战俘的医疗需求，为伤病战俘提供必要的药品和治疗。毛泽东的指示明确要求战俘营的管理要以和平为主题，强调文化和教育的重要性，而非单纯的监禁。 在国际社会中，碧潼战俘营的形象逐渐转变。许多曾被俘的联军士兵在释放后，公开表达了对战俘营的正面评价，甚至有些战俘表达了对志愿军的感激之情。 志愿军对战俘的这种优待做法，虽然在当时的国际舆论中遭到了一定的误解和污蔑，但之后这些行为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肯定。一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开始正面报道和评价志愿军的战俘政策，甚至有战争历史专家在其著作中高度评价志愿军的政策和行为。 英国社会运动领袖莫妮卡-费尔顿在访问战俘营后，将其称赞为“国际大学”，表明战俘营的教育和文化生活给予了战俘新的视角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