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日本战犯入住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管理人员给他们准备的是高粱米饭和蔬菜炒肉。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间，毛泽东主席的访苏之旅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篇章。期间，他与苏联领导层达成了关于战犯引渡的协议，决定将被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部分日本战犯转交给中国政府审判。其中包括大村忍及其他968名战犯，他们最终被引渡到中国。 为了安置这些战犯，中国政府投入366万元人民币，将抚顺典狱改建为专门的战犯管理机构——抚顺战犯管理所，被誉为“新中国天字第一号”战犯监所。 抚顺典狱曾是日本关东军于1936年修建的集中关押抗战、反战人士的设施。一座曾充斥着恐怖和血腥的监狱，在改造后，却显得面目全非。 新的设施管理非常不同，原本的刑场被改建成了宽阔的运动场，过去用于折磨抗日军民的地方变成了理发室和浴室。原来囚犯们日以继夜地劳动的工厂区域，现在则被改造为锅炉房和面包房。 最显著的变化可能是那些阴森恐怖的刑讯暗室，它们已被转变为医务室和药房。这座建筑内还新增了图书室和电影放映室，使得这里的环境与以往判若两人。 此外，囚犯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战时，囚犯每天仅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而在改造后的管理所，日本战犯们一日三餐，主食都是大米和面粉。 在这些战犯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食物供应得到了保证，即使是吸烟的战犯也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半斤的黄烟，高军衔者甚至享有纸烟一条。医疗保健方面，管理所不仅定期为战犯进行体检，还为所有残疾战犯安装了假肢，为151名战犯配戴了眼镜，为302名战犯镶过牙。 这种对待战犯的方式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新中国尽管面临粮食短缺等困难，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仍能从容面对这一切，甚至有时能吃上战犯吃剩下的面条。这种慷慨与宽容，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处理战犯问题上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高地。 此外，管理所还经常举行文艺活动和电影放映，播放的电影如《广岛》和《混血儿》等，都是关于战争和人性的深刻反思，使得许多战犯感到悔恨。在这些活动中，管理所还教育战犯理解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战后日本民众的苦难，以及战争中垄断集团的利益。 1956年，管理所根据上级指示，组织战犯们参观了全国多个城市和单位，让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这些经历极大地触动了他们，他们通过参观和听取幸存者方素荣的亲身经历，深感自责和羞愧。 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在1950年强调，这种灵魂的改造工程比战争本身更为复杂，但其成果将惠及未来几代人。这一预言在未来里得到了证实。 在1957年9月24日，日本获释战犯在东京成立了一个致力于反战和促进日中友好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该组织创始人，藤田茂,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在日本各地举办巡回演讲，传播他在中国关押期间所经历的人道主义对待。 “中归联”的成员们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揭露战争的残酷，并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三光》一书。这本书集结了成员们在押期间所写的15篇忏悔文章和15幅历史照片，见证了战争的暴行和他们的反省。仅10天内，这本书便迅速印刷六次，成为战后日本畅销书籍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1982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美化侵略历史和复兴军国主义的逆流。对此，“中归联”成员感到震惊和责任重大，他们开始在日本各大城市举办展览，公开展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历史证据，以此唤醒公众的记忆。 1988年，“中归联”会员通过自筹资金，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建立了一座大理石谢罪碑，碑文用中日两种文字表达了他们对抗日烈士的谢罪和决不再发动侵略战争的誓言。 直到2002年，随着成员年事已高，“中归联”宣告解散。然而，这股精神并未随之消散，相反，由战犯的后代和一些日本进步青年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承载和弘扬“中归联”的遗志。 此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中，展示着一些特别的展品，比如阴地茂一的一小撮头发——他曾多次回访中国，并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头发留在了这里，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 同样在陈列馆中，还有一盒牵牛花籽，见证了副岛进和他的守护者之间的一段深情故事。副岛进在获释回国后遵守了承诺，将花籽种在自家庭院，将和平之花的种子传播给邻里。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将这些花籽送回抚顺，象征中日友好关系的永恒与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