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图4，“无间断”革命理论倡导者——罗米那兹，神秘死亡。
罗米那兹，1897年出生，格鲁吉亚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米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的工作。
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罗米那兹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不断强调他的“无间断”革命理论，以及革命形势“高涨”论，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下，从右到左，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
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再没有选举罗米那兹担任任何共产国际领导职务。1930年12月，罗米那兹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随后，解除了其党内一切职务。
1935年，罗米那兹在去车里雅宾斯克途中遭枪击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寓所中开枪自杀，原因是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
图5，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幕后推手——米夫，肃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生。米夫年轻有为，1925年10月，24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当时为与校长拉狄克作斗争，米夫拉拢了部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亲信。他十分赏识的学生中就有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1927年1月，米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
1930年10月，为纠正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来到中国，参加了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亲自起草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其后，米夫又宣称，中共党内只有王明才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就这样王明获取了中共的领导权。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中，被作为托派分子逮捕和关押。1938年被秘密枪决，37岁。
图6，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太上皇”——李德，晚年不甘寂寞，撰文写书反华。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年出生，德国人。1932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来到上海。次年10月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主管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训练等方面的工作。
时任临时中共中央书记的博古，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所以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将李德以“军事专家”待之，并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在这期间，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支持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方针、政策，推行正面防御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把红军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反“围剿”经验诬蔑为“游击主义”而加以否定。
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且作风粗暴，排斥一切相反意见，俨然成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太上皇”，从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职，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1939年夏，李德在惴惴不安中被共产国际召回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并没有为难他，在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
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此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将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不久，他离开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
然而，晚年的李德却不甘寂寞，随着19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他突然不再遵守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
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其代表作《中国纪事》于1973年出版。这本书与另一个当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外称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成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姐妹篇，在反华大家庭中颇为走俏。
然而，《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5日，李德便卒于柏林。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中，还有因被诬陷为日本间谍而遭秘密处决的加仑，因“托派”问题开枪自杀的越飞，还有拉狄克、尼克尔斯基、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萨赫亚诺娃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