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万多人的西路军仅存850余人，这支队伍在30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的带领下，摆脱了马家军的骑兵追杀，来到河西走廊最西端万佛峡。 1936年，四方面军在大会师后的余温尚存之际，迎来了新的命令：不等风停，不等日出，不等士兵们换下战斗的盔甲，便要西渡黄河，向宁夏战区进军。 战役的号角几乎与胜利的欢呼声交织，给了士兵们极短的喘息机会。 出发前的一夜，三万三千名士兵聚集在会宁，他们的目光穿过夜幕，凝视着黄河那边，浑浊的河水在月光下泛着银光，仿佛是未来不可知命运的镜子。 河对岸，敌人的碉堡如同夜色中的鬼眼，阴沉而寂静。 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在帐篷中低声讨论，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向着未知挑战的一次跃进。 10月12日，四方面军的部队从会宁出发，士兵们或步行，或骑马，长长的队伍蜿蜒至黄河边。 河水汹涌澎湃，声如雷鸣，如同大自然本身在对这决策发出怒吼。 四方面军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提供掩护，数十艘木船和牛皮筏子勇敢地划向河中央，敌人的炮火在夜幕中划出一道道致命的弧线，但是士兵们的勇气和黄河的浪花一同冲天而起。 10月24日，当整个部队终于汇集到黄河东岸时，士气高昂，但前方的路更为艰难。 西路军的战役从黄河东岸展开，但宁夏计划的失利如一记重锤，砸碎了原本计划中的步骤。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坚决抵抗，使得四方面军的部分部队未能完成渡河。随即，西路军被迫转入独立作战状态。 战役中，四方面军的部队面临着连续的战斗与挫败。 在“一条山”战役中，情势尤为凶险，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巨大的牺牲。 而在永昌，士兵们驻足半月，希望通过此地巩固力量，却未料想到接踵而来的更多失败消息。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时，整个部队的情绪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愤怒和绝望交织。 逆境中，不仅是战斗的连续，还有士兵们在极端条件下的日常生存。 四方面军的通信学校学员们在行军中学习，休息时发报练习，战斗时则成为前线的通信保障，他们的多重身份，既是学员也是战士，体现了在绝境中求生的坚韧与智慧。 西路军在梨园口展开了对祁连山的转移，这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穿越冻土，抵御寒风，士兵们在雪地上艰难前行。 每一步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较量，但这也成为西路军精神的体现：不屈不挠，即使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下，也要坚持信念。 祁连山脉，海拔高达5000米，其山势陡峭，峰峦叠嶂，整个山区在冬季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在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中，昼夜温差极大，气温常常降至摄氏零下25至40度。 在这样刺骨的寒冷中，即便是白天阳光的照耀也无法带来丝毫温暖，夜晚更是冰冷至极。 士兵们的装备简陋，常规的军用棉衣在这样的低温下几乎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暖效果，不少战友因为寒冷过度而冻伤甚至冻死，每一步都可能是生与死的考验。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士兵们被迫用可利用的一切资源来保持体温。 不少士兵用两张剪去头部和四腿的羊皮，巧妙地打结制作成了一件皮背心，紧贴身体，利用羊皮的天然保温特性来抵御刺骨的寒风。 此外，还用被单制作了一条单层的棉裤，虽然这种衣物远非理想，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些保暖措施成了生存的关键。 尽管环境恶劣，但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战略目标，士兵们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振。 在这种困境中，战士们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彼此帮助，共同抵御寒冷和风雪的侵袭。 在长达一个月的严冬中，一边挑战自然的极限，一边坚持向西行进。 为了鼓舞士气，战士们时常唱起自创的歌曲《巍巍峨峨祁连山》，歌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每个字都像是发自内心的呐喊，这首歌不仅提升了士气，也成为战士们共同经历苦难的象征，激励克服前方的一切困难，坚持战斗到底。 当李先念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收到党中央的电报时，整个部队的氛围为之一变。 这份电报不仅是战略指示，更像是一线生机在苦寒中的火种。 李先念高声朗读电报内容，告诉每一个士兵，中央从未放弃西路军，他们的牺牲与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的士兵们继续前行，从祁连山走出，最终进入戈壁大沙漠。 西路军在整个抗战中的角色复杂而光辉，他们在牵制日军及国民党部队的同时，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西路军的将士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却长期未能得知他们真正的战斗目标和作战计划的全貌。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徐向前将军才从《作战新计划》的档案中得知西路军的真实使命，这一事实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震撼。 徐向前将军的个人回忆与深刻反思，最终凝聚成了他口述的《历史的回顾》一书。 在这本书中，他不仅记录了西路军的战斗历程和艰难岁月，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反思。 徐向前的这些洞见和记录，为历史学家和军事研究者提供了一手的珍贵资料，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