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元月，溥仪遗孀李淑贤为已经病逝28年的溥仪迁葬，镜头中的李淑贤手捧黄布包裹着的骨灰盒，在旁人的搀扶下，缓缓步行向迁葬地走去。 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他曾三次成为皇帝，也三次退位，从一名特殊的战犯被改造为共和国的普通公民。这一经历在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上的奇迹。” 1950年，苏联决定遣返日本战犯及伪“满洲国”战犯，溥仪和一群伪满洲国的战犯被押送回中国。时隔五年，溥仪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他内心却充满了不安和忐忑。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1950年8月1日，当溥仪走下苏联的火车时，他看到前方站立的中国士兵胸前佩戴着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布质标识。溥仪回忆说，当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看着这些士兵，想到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心中不禁升起了一种自卑感，认为自己在这些士兵眼中，恐怕连一个微不足道的虫子也不如。 他们最终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溥仪走进那座高墙围起的地方时，他的身份也被简化为一个数字——“九八一号”。这个编号是根据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的职务顺序排列的。在抚顺的日子里，溥仪经历了从皇帝到平民的彻底转变。最重要的改造之一，就是要学会自食其力。 对于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甚至连大小便都有人伺候的溥仪来说，像简单的择菜这样的工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挑战。1956年11月，毛主席明确表示，溥仪等人不再受到处决，而是决定进行逐步的改造。自此，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度过了三年时光。在这三年里，溥仪努力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他将监狱当作自己的家，认真地进行改造。 一九九五年的北京，寒风萧瑟。一月的天气格外清冷，华龙皇家陵园内，松柏肃立，枝叶在冬风中轻轻摇曳。年过古稀的李淑贤缓步向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用黄布包裹的骨灰盒。这个她守护了二十八年的骨灰盒，承载着她最后的守候，里面安放着末代皇帝溥仪的骨灰。 陵园内空旷而寂静，只有李淑贤和几位工作人员的脚步声在回响。这座位于河北易县的华龙皇家陵园距离清代光绪帝的崇陵仅有数百米，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让这位末代皇帝能够在此与其先辈比邻而居。李淑贤的步伐虽然缓慢，但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笃实。 时光倒转回一九六七年的秋天。那是一个同样寒凉的季节，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溥仪经过最后的挣扎，在十月十七日与世长辞。当时的溥仪已经六十一岁，按照当时的规定，溥仪的遗体被送往火化场火化，骨灰则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从那时起，八宝山革命公墓就成了李淑贤最常去的地方之一。革命公墓里安息着众多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革命先烈和各界知名人士，溥仪的骨灰安放在这里，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新中国对这位末代皇帝最后的历史定位。 一九九四年，一个关于迁葬的提议打破了这份平静。华龙皇家陵园的开发者、香港商人张世义通过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当年为溥仪与李淑贤牵线搭桥的周振强的儿子。经过反复商议和深思熟虑，在对方承诺承担所有费用并详细介绍了陵园情况后，李淑贤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 溥仪刚到抚顺时，因待遇较好，几乎让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成了战犯。他享受着诸多待遇，每天都有游戏和文娱活动，晚上还可以打纸牌、下棋等，甚至连洗澡水都是由看守他们的士兵亲自挑来。溥仪时常感到困惑，心中暗想：“我们真的是犯人吗？这真的是监狱吗？” 在初期的长时间里，溥仪的“坦白”常常是伴随着疑虑和侥幸的，他会选择性地说出一些对自己没有太大伤害的事情。在一轮又一轮的讯问和谈话中，溥仪一次次感到震撼，但每次他又选择继续隐瞒真相。虽然他内心的转变过程曲折艰难，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耐心，用一言一行影响着他。每一次的谈话，如同一束温暖的光，逐渐融化了溥仪内心的坚冰。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了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并且负责卖门票的工作。1964年，溥仪被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资料专员，并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溥仪工作非常认真，并且完成了自己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在1964年3月出版，经过多次修改后，最终以三易其稿的版本问世，不久便被翻译成英、德、日等语言出版，迅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提到自己与日本人勾结的原因，声称主要是因为汉奸郑孝胥的推动和引导。他还在自传中透露，自己年轻时常常捉弄老师、逃学、玩乐，甚至称自己不学无术，对英语和满语毫无了解。然而，溥仪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完全真实。 虽然郑孝胥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溥仪从被赶出皇宫那一刻起，始终未曾放弃复辟的梦想，郑孝胥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溥仪的书法，虽然无法说是清朝的第一，但也绝对位列前茅。溥仪的确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低调的、老实的形象。然而，曾经的所作所为依然无法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