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戴笠的儿子戴善武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即将被执行死刑。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砸在江山县的石板路上，1951年1月的清晨，空气冷得刺骨。戴善武被五花大绑押进广场，雨水顺着他的脸淌下，混着泥土，模糊了他的视线。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有人撑着破伞，有人干脆淋着雨，眼神里满是愤怒与期待。 他跪在湿漉漉的地上，背后是两名士兵冷漠的脸，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谁也不知道，这位曾经顶着“军统少将”头衔的男人，此刻心里在想什么。或许是不甘，或许是恐惧，又或许，他还在幻想有人能救他一命。 这场公审来得太快，快得让人措手不及。就在几天前，戴善武还在江山县的“雨农中学”里，指手画脚地筹备着什么。他穿着笔挺的军装，嘴里叼着烟，颐指气使地对下属发号施令。可谁能想到，转眼间，他就被押上了审判台？ 这一切的起因，还要从他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说起。 戴善武是戴笠的独子，生在1915年的浙江江山。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手握生杀大权，可他却没继承半点戴笠的精明。幼年时，母亲毛秀丛早早离世，奶奶蓝氏把他捧在手心，宠得无法无天。 小时候的戴善武，村里人一提起来就皱眉——仗着家里有钱，他三天两头欺负邻里，稍不如意就撒泼耍赖。到了读书年纪，戴笠硬把他塞进上海大同大学，可他连课都没上几天，就跑出去花天酒地，毕业证自然是没影的事儿。 这还不算完。戴笠看他学业无望，索性把他弄回老家江山，给了个小学校长的闲职，想让他磨磨性子。可戴善武哪肯安分？他仗着老爹的名头，在江山县横行霸道，乡亲们敢怒不敢言。抗战期间，他更是变本加厉，干起了军火走私的勾当。 1940年代初，江山县曾是浙西交通要道，戴善武利用军统的便利，暗中勾结走私贩子，把一批批军火高价卖给前线武装，从中捞取暴利。一次深夜交易，他在偏僻的仓库里点了根烟，眯着眼对走私头子说：“这批货加价一倍，战时谁不要命？”仓库角落堆满了金条和珠宝，映着昏暗的灯光，活脱脱一个贪婪的魔窟。 可他不知道，这些肮脏的交易，早被地下工作者盯上了。 1941年5月20日，江山县外的一片竹林里，枪声骤响。我党地下工作者华春荣倒在血泊中，身边散落着几页情报文件。动手的人，正是戴善武带领的军统小队。戴笠给他的任务很简单：“干掉几个共党分子，证明你不是废物。”戴善武接下命令后，像打了鸡血似的，带着人四处搜捕。 他亲自下令埋伏，亲眼看着华春荣被乱枪打死，事后还得意洋洋地说：“这下没人敢瞧不起我了。” 这只是他罪行的一角。战争结束后，他以“清剿汉奸”为名，带着部下挨家挨户搜刮民财。一次，他的手下从一户人家抢来一幅宋代的山水画，他摊开画卷，啧啧称赞：“这东西值钱，留着。”那户人家哭天抢地，他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这样的掠夺，在江山县成了常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深。 可树大招风，戴笠一死，戴善武的好日子也到头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国民党势力江河日下。蒋介石念旧情，给了戴善武一个筹办“雨农中学”的差事，可他还是老样子，吃喝玩乐不干正事。到了1949年，解放军势如破竹，他慌了神，带着妻儿想逃去台湾。 谁知半路上被山贼劫了个精光，狼狈不堪的他只能折回江山，妄图东山再起。 1950年冬，公安人员包围了他的宅子。门被踹开时，他还试图狡辩：“你们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可证据摆在眼前——走私账本、刺杀名单、民怨沸腾的控诉信，他再也抵赖不下去。被捕后，他在监狱里依旧嘴硬，嘲讽审讯员：“你们敢动我？知道我爹是谁吗？” 审讯员冷冷地回了一句：“你爹救不了你，天也救不了你。” 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戴善武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颁布后的铁腕惩治，针对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广场上，雨越下越大，审判官的声音穿过雨幕，字字如刀。戴善武被士兵架起来，踉踉跄跄走向刑场。他的眼神扫过人群，似乎还想找条生路，可迎接他的，只有冰冷的枪口。 枪声响过，雨渐渐停了。戴善武倒在泥泞里，曾经的嚣张与贪婪化为乌有。人群默默散去，有人低声说：“这世道，总算清静了。” 从他横行乡里到血债累累，再到公审枪决，戴善武的一生是罪恶的缩影。19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共处决反革命分子71万余人。 这场审判，不只是对他个人的清算，更是大时代的正义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