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记住那个不举手的人。1968年寒冬的会议室里，全场手臂如林，唯有她将右手死死按在胸口，指甲几乎掐进粗布衣裳。窗外北风呼啸，却盖不住那句响彻会场的宣言："这是我的权利！" 十三岁那年织布机扎穿她稚嫩的手指，却扎不破山东少女的倔强。纺织厂童工的经历让她比谁都清楚，掌心的老茧和背上的鞭痕不会说谎。当父亲兄弟相继倒在军阀混战中，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揣着《共产党宣言》钻进青岛的地下室。 1930年的胶东街头，她和任国桢扮作寻常夫妻走过岗哨。假戏真做的革命伴侣，最终只留下襁褓中的女儿。丈夫牺牲的电报传来时，她正带着游击队端掉日寇据点，枪管烫得能烙熟地瓜。 鄂豫边区的老乡至今记得，那个能单手拎起歪把子机枪的"陈大姐"，收完麦子就蹲在田埂教妇女识字。卷烟厂特意把最贵的烟标印成她跨马挎枪的模样，烟民们都说抽一口能壮胆。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拍着电报笑称她是"双枪花木兰"，可真正的传奇发生在和平年代。1968年深秋的投票现场，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空气比当年鬼子扫荡时更令人窒息。当主持人宣布全票通过时，角落里传来沙哑的冷笑："我明明没举手"。 质问者瞪圆的眼睛里，映着这位六旬老太挺直的脊梁。她太熟悉这种眼神——二十年前伪军审讯室里的烙铁，四十年前纺织厂监工的皮鞭。但这次，她身后站着十万工会工人，站着鄂豫边区的父老乡亲。 三年后病房消毒水的气味中，收音机传来平反的消息。护士看见老人干涸的眼角突然湿润，布满针眼的手颤抖着指向窗外。那天北京的梧桐树正在落叶，金黄的叶子像极了1945年根据地的秋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