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焦裕禄书记临终前留给妻子一句话：“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向组织伸手要补助、要救济。”2000年，他的儿子焦跃进为帮农民推销农产品，亲自站在北京王府井的街头叫卖。 1962年，一位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河南兰考。他就是时年40岁的焦裕禄，此时的他已经欠下137元外债，却仍然毅然决然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重任。 兰考，这片饱受＂三害＂困扰的土地上，内涝、风沙、盐碱交织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焦裕禄初到兰考时，正遇上了罕见的特大水灾，全县144个生产大队有128个被淹，农田颗粒无收，群众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面对困难，焦裕禄没有退缩。为了找到治理＂三害＂的有效方法，他带领县委一班人走遍了全县120多个大队，行程达5000多里。 他不仅是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带头人，更是科学求实的实践者。为了弄清楚风沙规律，他和同志们一起在风口处竖起木桩，测量风向；为了找到地下水脉，他趟过无数条河沟，多次在风雪中彻夜观察；为了掌握盐碱地分布，他踏遍全县的土地，甚至趴在地上品尝土壤的咸度。通过这些科学方法，他总结出＂人造绿洲，绿洲人居＂等治理思路，带领兰考人民逐步战胜了＂三害＂。 在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同时，焦裕禄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当组织上考虑到他家人口多，将其列入福利救济名单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家不在灾区，一分钱也不能要。＂组织分给他的3斤棉花票，他同样要求妻子退回，理由是＂生活上还过得去、不能搞特殊化＂。 尽管身患肝病，工作繁忙，面色常常蜡黄，他依然坚持与老百姓同甘共苦。 焦裕禄对家人的要求更是严格。一次，妻子徐俊雅心疼他的身体，特地从商业局批了条子买来大米和红糖做了一碗稀饭。当焦裕禄得知这些是特供物资后，严肃地对妻子说：＂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以后咱们不能吃了，把剩下的大米送给县里新分配来的两个南方大学生。＂ 他的教育方式不仅体现在言传，更落实在身教。当得知儿子没买票就看了戏后，他不仅严厉批评，还命令儿子补票，并建议县委起草通知，禁止干部及子弟特殊化。女儿焦守风初中毕业后，他拒绝让她去县委办公室当打字员，而是坚持让她到酱菜厂工作，并嘱咐厂领导不要因为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给她安排轻便活。 1964年5月，病重的焦裕禄躺在病床上，仍然牵挂着兰考的工作和家人的未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妻子说出了那句话：＂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照顾，不要搞特殊化。＂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病去世，年仅42岁。留下妻子徐俊雅独自抚养六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才只有几岁。焦裕禄去世时，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只剩下了一张旧桌子和几把椅子。 徐俊雅没有忘记丈夫的遗言，她靠着每月60多元工资抚养六个孩子，生活十分拮据。尽管如此，她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要求，硬是咬牙扛了下来。 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徐俊雅也坚持不搞特殊化。有人提出可以帮她的孩子安排到条件好的单位工作，她婉言谢绝了。她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焦裕禄的家人，这个名号，我们全家要当得起，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当得起。＂ 焦裕禄的子女们在母亲的教育下茁壮成长，他们没有因为父亲的名声而获得特殊照顾，反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大女儿焦守风在酱菜厂工作期间，每天要切一千多斤萝卜，遇上切辣椒时双手火辣辣地疼，晚上只能将手浸在冷水中才能缓解。尽管如此，她没有抱怨，而是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为厂里的骨干工人。 焦裕禄家的子女们各自在普通岗位上踏实工作，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他们没有一个人走上仕途，而是选择了普通工人、教师等职业，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父亲的精神。 2000年，焦跃进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为家乡农民代言、推销农产品。当时，他背着一筐兰考的特产，站在繁华的王府井街头叫卖。这一幕引起了许多路人的注意，有人认出了他是焦裕禄的儿子，感到十分惊讶。 焦跃进解释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炒作，而是想帮助家乡农民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兰考的农民种了不少好东西，但由于销路不畅，常常卖不出好价钱。作为焦裕禄的儿子，他觉得有责任为家乡人民做点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