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杨乃武刚中举3个月，突然被判斩立决。姐姐背着黄榜2次进京申冤，可经过7审7决还是维持原判。怎料，丁宝桢一句话惊动慈禧，100多官员丢了顶戴，杨乃武这才平反。 在古代中国，由于刑侦技术的不发达，刑讯逼供成为了一种常见的调查手段。这种方法不仅人性化程度低，而且其效果的可靠性极其有限，因为它依赖于犯人在极端压力下的供述，这些供述往往出于恐惧而非事实的真实性。
由于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地方官员在处理案件时往往采取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失察”惩罚的策略。这种策略表现为在案件的复审程序中，官员们往往互相包庇，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团，俗称“捂盖子”。
在这种环境下，一旦一个错误的决定被做出，它就很难被纠正，因为所有相关官员都有动机维护这个错误决定的合法性，以保护自身不受牵连。
杨乃武冤案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案件不仅揭示了司法过程中的问题，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法律制度的一些深层次缺陷。杨乃武的经历成为了人们对法律公正与否的一次深刻反思，也让人们看到了刑侦手段落后对社会正义的潜在破坏性。 杨乃武本是前程似锦的新科举人，却在1873年中举仅三月后，突遭滥施酷刑，被草草判以斩立决。而这背后，实有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故事始于杨乃武将宅中厢房租与葛品连夫妇。葛品连的妻子毕秀姑，人称＂小白菜＂，不仅容貌清丽，而且贤良淑德。
街坊邻里编排起闲言碎语，指责杨乃武与小白菜有染。葛品连深以为忤，搬离了杨家。谁知不足四个月，葛品连便暴毙身亡。
葛品连的母亲认定儿子之死与儿媳和杨乃武脱不了干系，遂向县衙告发二人通奸谋夫。刘锡彤见有机可乘，便唆使手下刑讯逼供。小白菜起初拒不承认，刘锡彤便以女子面皮薄，若供出杨乃武，便可幸免一死，否则只有凌迟处死的下场。小白菜身心交瘁，最终屈打成招。
而杨乃武坚称清白，刘锡彤却威胁他若不认罪，小白菜就要被凌迟。杨乃武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连累无辜，这才被迫承认子虚乌有的罪名。
刘锡彤据此定案，草草结案，禀报上级。案件辗转多级衙门，竟无一人察觉其中疑点。州府和按察使司的官员，都随声附和，未经详查便层层加押。至此，杨乃武已被判斩立决，小白菜则面临凌迟处死的残酷刑罚。
谁能想到，堂堂七品县官，竟会如此草菅人命，玩弄法律？一个耿直清白的读书人，又怎会在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闻讯赶来，她难以置信，一向恪守礼法的弟弟怎会犯下如此大错。尽管来自四面八方的闲言碎语已将杨家声名狼藉，但杨菊贞深信弟弟无辜，决心上京为他申冤。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一介弱女子千里独行谈何容易。杨菊贞费尽周折，终于抵达京城，见到负责本案的大理寺官员。然而，她满怀希望递上诉状，却换来一纸冷冰冰的驳回。
就在杨菊贞几欲绝望之际，正巧遇到正在京城做官的同乡夏同善。听闻此事，夏同善见杨菊贞一片孝心，十分同情，决定伸出援手。此外，经商有道的胡雪岩也得知此事，慷慨解囊，资助杨菊贞继续上告。在二人帮助下，杨菊贞得以再次面圣，据理力争。这一次，朝廷终于派出官员重新查办此案。
然而，当朝廷的钦差大臣胡瑞澜来到浙江后，案情并未如杨菊贞所愿出现转机。浙江巡抚对胡瑞澜百般阻挠，刻意拖延，就是不愿案件重审。种种政治角力的背后，是官官相护的势力在左右着这桩冤案的走向。
狱中的杨乃武和小白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虐。杨乃武双腿被夹断，小白菜亦饱受拶刑摧残，乳房被穿以铜丝，十指皆已脱落。
直到此时，朝中一些官员才渐渐察觉，此案似乎另有隐情。一场疑犯、官员、朝廷三方的博弈在暗中上演。浙籍官员也分成了两派，支持平反的官员希望还原案情真相，而朝中也有大臣极力阻挠，其中便有礼部侍郎丁宝桢。
他曾在刑部拍案而起，言辞激烈地反对翻案。若此案平反，恐怕从此没人敢当地方官了。此言一出，直接触怒了慈禧太后。
就这样，这起命案被一次次重审，前后竟达七次之多，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昭雪。巧合的是，杨乃武在狱中写下血泪控诉，呼吁彰显正义、昭雪冤屈时，慈禧已下令彻查此案。
人们都在猜测，这位曾祸乱朝纲的太后，为何突然想起为民伸冤？有人道是她为了树立威信，也有人说是因愤怒皇权受到僭越和挑战。无论如何，这成为了案件翻转的关键。
在慈禧震怒的威压下，刑部最终下令彻底查清此案。经过重审，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葛品连死于急病，与杨乃武、小白菜毫无干系。
那些捏造的罪名不攻自破，所谓的口供也是在刑讯逼供下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