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对越反击战中，冯增敏带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哪料，他却说：“我没办法！” 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给予越南军队以军事打击，打出国威，而非占领对方领土。 谅山位于越南北部，距离首都河内仅百余公里的谅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了战局的关键点。 我军推进至谅山时，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决定：撤军。 这一决定符合“教训而不占领”的作战方针，目的在于通过军事打击震慑敌人，同时避免陷入长期占领的困境。撤军的决定不仅是对战略目标的调整，同时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50军副军长关豁明当时正在150师部署工作，在接到撤军命令后，他深知撤退过程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为了确保撤军过程中部队的安全，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撤退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让150师下辖的三个团，包括448团、449团和450团，选择绕过常规路线，通过山林地区进行迂回撤离。 这样的撤退路线既能避开越南军队的主要力量，又能在撤退过程中清剿沿途零星的敌军，为后续部队提供安全通道。 计划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部队对这片山林地区并不熟悉，而越军则早已预料到中国军队可能会选择这一撤退路线。 他们派出了精锐部队，利用山林地形的优势，在关键位置设下了埋伏。这样一来，我军的撤退行动遭遇了严重的阻力。 448团的2营以新兵为主，缺乏足够的战斗经验，也没有对越南军队可能采取的战术做出充分预判。 越军的突然袭击发生时，2营显得措手不及。团部和师部之间的信息传递存在一定的延误，使得对敌情的判断产生了偏差。师部最初认为越军只是小股部队的骚扰，认为2营能够自行应对，因此未能及时派出支援部队。 判断的失误迅速导致了后续的连锁反应。面对困境，团长李绍文决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延误，他决定不再向师部汇报，而是直接派出1连和8连前往支援。 这个仓促的决定，虽然出于迫切的应急反应，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支援部队因为时间紧迫，轻装上阵，携带的弹药和装备十分有限，难以应对越军精锐部队的强烈反击。 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加上当时的通讯设备条件有限，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经常出现中断的情况。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中，2营的指挥系统很快被摧毁，营长和指导员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团副胡庆忠不幸中弹牺牲，指挥层的崩溃让整个部队陷入了无法指挥的局面。 此时，支援部队1连和8连已经在赶往支援的路上。然而，由于行军匆忙，两连的弹药携带量十分有限。 途中，支援部队遭到了大量越军的伏击。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在激烈的交火中失踪，而支援部队的其他官兵也纷纷遭遇困境，整个支援行动陷入了失败。 原本计划解救2营的支援行动，反而使更多的部队陷入了敌军的包围之中。 8连副连长王立新深知情况紧急，他带领1排进行了两次突围，试图突破越军防线。然而，面对越军精锐部队的重兵防守，这一行动未能成功。 王立新在最后的突围中选择了与敌同归于尽的方式，决心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所率领的1排，共有43名官兵，在激烈的战斗中，除了两名重伤昏迷并被俘的官兵外，其他的官兵全数壮烈牺牲。 8连的其他两个排在指导员冯增敏的带领下，与越军展开了长达三天的持续激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的弹药和给养逐渐耗尽，而他们预期中的援军却始终没有出现。 通信设备在战斗中被摧毁，与上级部队的联系完全中断。冯增敏在这样的困境中，深刻意识到继续等待援军已不再现实。 战斗第三天，冯增敏找到了1连连长李和平。两人经过反复商议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继续战斗下去，只会导致更多官兵的牺牲。 最终，冯增敏和李和平带领剩余的202名官兵选择了投降。 在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被俘人员总计239人，而单是448团就有219人被俘，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这次投降事件。 战后的调查显示，造成这次战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撤退路线的选择欠妥，对敌情的判断不足，通信系统的失效，以及支援行动的仓促等等。 但最终，这些复杂的原因都凝结在了冯增敏那句＂我没办法＂中。 很多人认为，作为一名军人，宁死不屈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那个山谷中，面对200多条生命，这个决定的分量又有谁能真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