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2岁于凤至刚生完孩子，病重不治，张学良气急败坏地说：“我不再娶。”一听这话，于凤至竟起死回生。谁知，45年后苦等丈夫的她，却只收到一纸休书。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这一年的辽宁，尤为波诡云谲，而于凤至，一位来自富商家庭的才女，正卷入这波动之中。她从小聪颖异常，熟读四书五经，出类拔萃。按理，于凤至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文质彬彬的丈夫，享受平静的生活。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是出人意料的——她成了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媳妇，嫁给了其次子张学良。 这场婚姻的起始并非由爱情所引导。在张作霖看来，于凤至不仅美丽，更有旺夫之相，这样的女子可以为张家带来更多的好运。于凤至虽然出身优越，却未曾梦想过进入这样权势滔天的家族。她看着父母因为这桩婚事而焦虑不安，最终决定献出自己的一生，为家族的安全作出牺牲。 婚后，于凤至逐渐发现，与张学良的关系远非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张学良对她礼遇有加，称呼她为“大姐”，可两人之间缺乏夫妻应有的深情。这种情感的缺失，使她不止一次地质疑自己的选择。直到1919年，疾病缠身的她，在听闻张学良激动的反对再婚之言后，突然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温暖和重视。 当张学良的家人计划为他另娶以图给病重的于凤至“冲喜”时，张学良愤怒地拒绝了这一不人道的提议。他的这番言论，不仅让于凤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也让她在疾病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这是她与张学良关系中的转折点，她的健康出人意料地好转，也更加坚定了她对这段婚姻的信念。
在那段漫长而艰难的岁月中，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婚姻经受了极大的考验。1936年的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张学良因其在事变中的关键角色被国民政府软禁，此后，他的生活被限制在几个指定的地点，从西安到宁夏，再到台湾，最终到香港，这一切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进行。 于凤至，作为张学良的妻子，她的选择可以是逃避或是放弃，但她没有。她选择陪伴，那种无怨无悔的陪伴，证明了她对婚姻的坚持不仅仅是责任，更是一种深刻的爱。于凤至坚信，与张学良共同经历这一切，无论多么艰难，都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张学良被软禁的最初几年里，于凤至几乎每天都会到他的住处，无论他被关押在哪里。她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与他保持联系，哪怕是简短的探望或是通过书信交流。每当于凤至来访，张学良的脸上总会露出长时间未见的笑容。这些短暂的相聚时光，成了张学良在漫长日子里难得的慰藉。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凤至的这种坚持也逐渐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不再只是张学良的妻子，而是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在那个充满不确定和恐惧的年代，于凤至的存在给予了张学良无尽的勇气和希望。在被软禁期间，张学良有时会陷入深深的忧郁，感到前途无望。但于凤至总是能以她的方式，用温暖的话语和坚定的态度，重新点燃他的希望。
她对张学良的关爱和支持，不仅限于情感上的陪伴。于凤至也积极参与到张学良的生活细节中，尽管她自己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她经常自己准备一些家乡的食物，带给张学良，希望这些熟悉的味道能给他带来一丝家的温暖和安慰。 然而，生活的艰难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在被软禁的这些年里，张学良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政治上的孤立使他感到异常痛苦。但在于凤至看来，只要能够与张学良在一起，无论环境多么艰苦，这都是值得的。她时常告诉张学良，不要为失去的自由而悲哀，因为在她的心中，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是能够坚持自己的爱和信仰的自由。 这段时间，他们的关系经历了从相互依赖到深刻理解的转变。于凤至不仅是张学良的妻子，更是他的知己和灵魂伴侣。她给了他在政治风波中难以找到的平静和坚持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爱，超越了婚姻的形式，成为了一种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纽带。
但命运的残酷往往在于它的无情和突然。正当张学良开始逐渐适应这种被限制的生活，准备与于凤至共度余生时，一纸离婚通知书却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这份文件不仅是对于凤至多年陪伴的否定，也是对两人感情的极大考验。 在这一刻，于凤至面临的不仅是情感上的痛苦，更是对自己过去选择的重新审视。尽管心中充满了疑问和失望，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签字。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对张学良的深情，更是因为她深知，有时放手也是爱的一种表达。她希望张学良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即使这个开始没有她的参与。 这段经历，对于凤至而言，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救赎和成长。她学会了在遭受生活最严峻的打击时，如何保持尊严和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