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放薄姬去代国，薄姬说：“多谢太后体恤。“母子俩在代国过清苦日子，薄姬教导刘恒要低调。二十年后，吕后去世，大臣们迎刘恒为帝。薄姬说：“代王德薄，恐难当大任。“三次推让后，刘恒登基为汉文帝，开创“文景之治“。 2021年，国家文物局通过线上会议宣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被确认是汉文帝的陵墓——霸陵。霸陵的墓葬方式极为朴素，是历代帝王墓中最为简朴的一个。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提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这说明，霸陵的陪葬品几乎全是瓦器，尽管汉景帝不希望父皇过于寒酸，仍为其添加了一些陪葬品，但这些也是朴素的，并没有奢华之物。霸陵的简单朴实，恰如汉文帝为人低调，不事张扬的性格。他名为“霸陵”，其实只是因为它位于灞河沿岸。 在位期间，汉文帝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建设工程。曾经有一次他想修建一个露台，但他想到这笔开支足以支撑十户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于是便放弃了这个计划。汉文帝从小生活困苦，深知百姓的艰难，因此上任后便推崇节俭。他常常穿着质地厚实的衣物，希望这些衣服能穿得更久一些。即使是他深爱的慎夫人，他也要求她的帷帐不能有华丽的刺绣，这也是为了彰显节俭的理念。 如今在霸陵的发掘中，所发现的陪葬品几乎只有陶器或铜制品，这与汉文帝一贯的简朴风格相符。然而，在母亲的生活上，汉文帝却破例了。他对母亲的孝顺堪称典范。在还未即位时，当母亲生病时，汉文帝亲自尝药后再喂给母亲，昼夜不眠、不解衣物，直到母亲恢复健康。 公元前195年，长安城笼罩在闷热的空气中。薄姬站在老槐树下，怀抱着年幼的刘恒，默默听着刘邦去世的消息。吕后看到薄姬带着刘恒来到灵前叩头，开口说道：“代地虽偏远，倒是个清净之地。” 三辆简朴的青布马车缓缓驶离未央宫，晨曦中的长安渐渐消失在视野里。薄姬掀开车帘回望，长安城的轮廓若隐若现。她紧紧握住刘恒稚嫩的小手，语重心长地叮嘱：“从今往后，我们就当自己死过一回了。在代国，一定要记得低调，莫招惹是非。”刘恒虽然年幼，但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几年后，吕后派来的眼线撤回长安。临行时，老宦官感慨道：“代王和王妃的生活，简直就像普通农户，清贫得很。”薄姬送给他几匹自己纺织的粗布，并拜托他在吕后面前说几句好话。目送眼线离开后，薄姬暗自叮嘱刘恒：“若是长安派来美貌的宫女，一定要提防，莫中圈套。” 公元前180年，长安政局发生剧变。吕后去世，诸吕被诛，汉室江山面临巨变。消息传到代国，薄姬当即下令戒严，严禁任何人妄议朝政。不久，未央宫的使者带着传国玉玺赶到，跪在薄姬母子面前。 刘恒紧紧握住母亲的衣袖，目光中满是惶恐不安。薄姬轻抚儿子的手背，柔声安慰，随后转身面对使者，语气恭敬而坚定：“代王年幼，德薄才疏，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使者再三劝进，薄姬才缓缓点头，语气依旧谦逊：“既然朝廷有命，臣妾唯有从命。”刘恒登基为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 有言称汉文帝善于“扮猪吃老虎”，这句话并不虚假，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只会与“老虎”较量，而从不对百姓施压。汉文帝深知治国之道，他懂得“节制”与“安定”的重要性。他的治国理念没有大规模的建设工程、穷兵黩武，而是尽力减轻百姓负担，减少苛税，废除极刑，并且避免战争。可以说，汉文帝的治国哲学在于“不折腾”，这一点让他成为了一个与民休息、廉政节俭的典范。 汉文帝继位初期，中央政权非常脆弱。彼时，北方匈奴的边患严峻，文帝在军事上谨慎而不敢贸然行动，试图通过平稳的政治手段来稳定局势。正如贾谊在《陈政事疏》中所言，国家内忧外患，形势复杂，虽然政权中枢面临诸多挑战，文帝依然稳步推进，力求避免大规模冲突。 匈奴单于在文帝即位后的十四年，带领十四万骑兵进入汉朝的边境，导致北地都尉卬的丧命，并掠走大量的人民和畜产。匈奴的猖獗行为，尤其是云中、辽东等地的严重损失，使得文帝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帝无法对匈奴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只能暂时忍让并寻求其他方式应对。 与此同时，诸侯王权力庞大，许多地区的诸侯王拥有几乎等同于中央的权力。像刘兴居等人，他们拥有跨州兼郡的领地，掌控着广阔的地区和大量资源，这使得他们与中央政府的权力斗争愈加尖锐。许多诸侯王并不完全臣服于中央，甚至会在关键时刻反叛。 尤其是在文帝亲自征战时，刘兴居在济北的叛乱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面对诸侯王的挑战，文帝只能采取“低调”的方式，保持政权稳定，等待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齐文王刘则去世，文帝趁机分割齐国，按照贾谊的建议将其分为六个小国，并将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封为王，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诸侯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