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唐生明和酆悌对调后不久，酆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沈醉对唐生明说：“你这个花花公子，真是好运气，酆悌这是替你挡了劫啊。” 对调前，唐生明的职务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是常（德）桃（仙桃）警备司令。酆悌是黄埔一期生，当过复兴社的书记长，彼时有了湖南省府委员的头衔，为了能去省府所在地长沙，走动关系后，和唐生明互换了职务。 唐生明老大的不高兴，毕竟常桃是不如长沙繁华的，但调令已下，加之酆悌是他的学长（唐生明黄埔四期生），两人也有一定交情，便很快交接了手续。 酆悌到任后，长沙已接近前线，老蒋密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人，让做好“焦土作战”的准备。 11月12日，岳阳沦陷，日军进逼长沙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人心惶惶，店铺纷纷关门。张治中再次收到了老蒋的密电，大意是若长沙守不住，那么在沦陷之前，实行“焦土作战”。 张治中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府保安处长徐权等人开会，讨论如何执行老蒋的密令。 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制定了计划，以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为指挥，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和社训总队长王伟能为副指挥。 计划中规定：若长沙外围防线失利，弃守长沙城之前，焚毁重要物资；起火命令必须征得省府同意后，再以警备司令发布书面命令方可执行，任何私自行动都将以军法处置；而起火信号，一是长沙市空袭警报器发出的一分钟短促音响，二是天心阁上方燃起的火炬，只有同时听到警报声且看到火炬，才能点火，二者缺一不可。 就这个计划内容而言，倒也算是缜密，可在执行时却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那些被临时抽调来执行放火任务的队员，大多是普通士兵，甚至有些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没有专业培训，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燃料的管理和使用知识，更来不及进行哪怕一次简单的演习训练。 12日深夜，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一些队员们以为是放火信号，在没有接到上级正式命令的情况下，竟然开始四处点火。这些队员一点火，其他队员也都纷纷行动起来。 到了凌晨三点多，整个长沙城陷入了一片火海。 糟糕的是，消防人员见执行的是“焦土作战”，也就都撤离出城，长沙的警察也在通知下，匆匆离开。消防人员、警察都走了，导致只能靠百姓自发救火，可雪上加霜的是，起火在凌晨，百姓们都在熟睡。 长沙大火持续数日，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被毁，人员、财产等损失难以估量。 “长沙大火”引起一片哗然，老蒋在压力之下，下令查办相关人员，并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审问酆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 面对审判官的问讯，酆悌说：“委员长在11月初召开南岳会议后，我即刻于长沙警备司令部召集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我再三向徐昆他们着重强调，切不可擅自焚城，一切行动务必以命令为准。” 文重孚说：“当夜放火，我是依照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行事。” 徐昆附和道：“确实如此，我和文重孚皆是奉命而为。行动前的部署，人员的调配，无一不是按照警备司令部的指示来进行，责任断然不在我们。” 文重孚与徐昆两人言辞笃定，一口咬定是接到了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当审判官追问有无电文或手令作为凭证时，二人异口同声，坚称是接到酆悌在电话中的口头命令。 审判官抛出一个重磅证据：“酆悌、文重孚、徐昆，你们三人在焚城之时，乘车在城内各处监督放火，这又该作何解释？” 三人听后，皆低下头去，久久不语 经过讨论后，法庭判处酆悌、文重孚、徐昆徒刑，分别为二十年、十年、五年。 当案卷上报到老蒋这里时，老蒋大笔一挥，将三人的处置结果全部改为枪毙。 对老蒋而言，他需要平息民愤，稳定湖南的局势，在这种情况下，不杀几个人是不行的，酆悌作为长沙警备司令，直接负责执行“焦土”计划，也就成了 “背锅侠”。 酆悌被杀，背后实则还有诸多复杂隐情。在复兴社时期，酆悌深受老蒋信任，可谓是风光无限，可时过境迁，他在老蒋心中的地位大不如前。 有说法称，酆悌失去老蒋信任，和他在1928年，出面营救被捕的华克之有关。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中弹未死但受重伤。在调查时发现这场刺杀本来是针对老蒋的，幕后操盘的是王亚樵、华克之。很快，酆悌救华克之一事被翻了出来，旋即被暴怒的老蒋免去了复兴社书记长的职务，此后地位一落千丈。 此次长沙大火，老蒋对酆悌已无往昔的袒护之心，将他推上了断头台。而文重孚和徐昆，既然将责任推给酆悌，如今酆悌都逃不过一死，他们也只能跟着“陪葬”。 酆悌的死讯传来，军统在常桃的稽查处长沈醉，见到唐生明时，调侃说：“你这个花花公子，真是好运气啊！酆悌这是替你挡了劫啊。要是你还在长沙，这事儿说不定就落到你头上了。” 不过话说回来，唐生明的大哥是国民党元老、一级上将唐生智，若“长沙大火”时他依旧是警备司令，一来，以唐生明的处事方式，未必火势会那么大；二来，就算牵扯到唐生明，老蒋顾及唐生智的面子，大概率还是会留下性命的，当然撤职和暂时关押，还是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