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当夜，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不管小六子怎么想，他已经下达命令，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集结成营。
黄显声1896年出生于一个满族望族家庭，少年时期生活优渥，最终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黄显声深受国家的贫弱现状所触动，这种情感最终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找到了释放的出口。他成为了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幸因此被学校开除。 在东北军中，黄显声以其勇敢与策略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很快被少帅张学良赏识。张学良看重黄显声的军事才能，更看重他的青年潜力与领导才华，重视培养年轻的军事人才。 1928年，东北局势因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事件愈发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显声的军事角色变得更为关键。 随着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愈发明显，张学良于1930年任命黄显声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警察局局长。黄显声的任务是监视日军动向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保护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安全。 到了1931年，张学良率东北军南下参与中原大战，留下的东北地区防御力量大为削弱。这一年的八月，东北地区的军事重镇沈阳几乎空无一人，只剩下第七旅的7000多士兵和一些学生军。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 黄显声在担任警务处长期间，负责日常的治安维护，更有着战时防御的重任。他非常清楚，日本军队的活动正在增加，战争的阴影逐渐笼罩东北。通过秘密渠道和间谍报告，他得知日军可能在9月中旬采取行动。这种信息让黄显声感到紧迫，他试图通过北平找到张学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援和关注。然而，张学良当时因病在医院，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显得有些无能为力。 在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镇定，不主动抵抗的情况下，黄显声采取了自己的防御措施。他决定动员手下的警察力量，进行战时准备。黄显声将辽宁省内58个县的警察队和公安队扩充为12个总队，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武器和弹药。他还从当地退伍军人和民间壮丁中招募了大量人手，强化了警察队伍的战斗力。 在沈阳，黄显声将2000多名警察重组成为一个更有战斗力的总队，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并确保他们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反应。9月18日柳条湖事件爆发，日军以南满铁路被破坏为由，对沈阳发起了全面进攻。黄显声及其指挥下的警察队伍迅速投入到了抗日的第一线，尽管面对的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他们仍坚持抵抗。 在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突然进攻震惊了整个国家。当时，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大多处于各种私人或官方事务之中。张作相在锦州为父亲治丧，荣臻在家中为父庆寿，万福麟远在北平，而东北军的首脑张学良更是在北平戏院中度过他的夜晚。这种关键时刻的领导真空，使得东北军在危机中显得无助和不作为。 面对日军的突袭，东北军的第七旅迅速响应，向上级求援，请求指示是否反击。然而，这一请求被时任参谋长荣臻所接到，并传递给了张学良。在与南京政府沟通后，张学良做出了致命的决定——不抵抗。荣臻依照上级指示，下达了命令：全体官兵不得抵抗，应将武器存放于库房，静待命运的裁决。 即便面对几乎徒手的日军，中国士兵也没有进行有效抵抗。许多士兵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日军刺刀所杀，或在逃跑中被射杀。正规军在不抵抗的情况下撤离沈阳，东北军的指挥体系完全崩溃。 与此同时，黄显声在听到首轮炮火声后立刻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他迅速组织手下警察开始反击，企图在街头巷战中抵御日军的进攻。在二经街遭遇日军时，黄显声果断下令反击。在他的带领下，警察队伍利用简陋的街垒进行抵抗，并得到了讲武堂学生兵的支援。 战斗持续了整夜，从深夜一直打到黎明，日军的力量不断增强，甚至投入了坦克和重炮。在激烈的战斗中，黄显声和他的部队顽强抵抗，但终因装备和人数上的劣势，伤亡惨重。尤其是学生兵第五连，损失了大量有前途的年轻军人。 在一夜的激战后，黄显声被迫命令部队有序撤退，同时严令带走所有的武器装备，以防落入敌手。 黄显声被任命为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他迅速行动，组织并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在锦州，这个东北的战略要地，他组织警察，广泛动员了地方力量，包括那些原本是山匪和反正的伪军成员，只要他们愿意加入抗击日军的行列。 随着东北形势的加速恶化，日军不断深入侵略，黄显声指挥的义勇军在辽西地区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交战。他们的抵抗有效地阻延了日军的进攻，甚至在某些战役中迫使日军撤退。 1932年1月，日军最终占领了锦州，黄显声和一部分义勇军撤退入关，而另一部分则留在东北继续抗战。 黄显声的抗战行为在民族精神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他的故事激发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抵抗意志，影响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文化创作，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