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送老蒋回南京，临行前，张把东北军交到了于学忠手上，于既不是东北人，也非东北嫡系将领，他凭啥领受如此大任呢？ 山东是出英豪的地方，历史上众多名将都来自这里，虽然在军事谋略上，山东可能与湖南、四川等地方有些差距，但在热血豪情上，山东人可谓无人出其右。例如，抗日英烈张自忠、赵登禹和王耀武等，都是山东的骄傲。于学忠从小便立志报国，长大后加入了同乡的名将吴佩孚的部队，屡立战功。在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后，吴佩孚对他寄予厚望，说道：“为了你的前程，你可以去东北找张作霖，千万不能去投蒋介石。” 张作霖与于学忠的父亲有着旧交，对于这个故人之子，他深感欣赏，并决定接纳他。张作霖派人将他迎接到东北，并对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的忠诚，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这样，于学忠成为了张学良的部下，两人共同经历了荣辱与共的岁月。 当时，日本在天津的租界驻有5000日军，装备有大炮和坦克，经常挑衅中国驻军，试图制造事端。一天，于学忠正在省政府后院办公，突然听说日军在市区进行阅兵。面对日军的挑衅，于学忠十分愤怒，立即命令参谋长进行监视。然而，这次阅兵与以往不同，日军士兵全副武装，大炮和坦克在前面开路，气焰十分嚣张。尽管中国哨兵鸣枪警告，日军仍然置若罔闻，逼近政府大门。 眼见日军肆意挑衅，许多人束手无策，直跺脚。于学忠毫不犹豫，下令派遣20名士兵携带手榴弹和炸药包，横卧在政府大门口的水泥地上，形成一道威慑屏障。他们决定同归于尽，如果日军敢接近，便以生命为代价捍卫尊严。果然，日军见此情景，胆怯地撤退了。这一举动使得日军暂时收敛了挑衅之举。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张学良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将东北军的重任交给于学忠。这个决定引发了不少疑问，因为于学忠既不是东北人，也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将领。他究竟凭什么获得如此重托？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渊源？ 要理解这个决定，需要追溯到于学忠与张家的早期渊源。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奉天从商，后来担任毅军帮统，与张作霖都在宋庆麾下共事。正是这层关系，让于学忠与张作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类似叔侄的关系。 于学忠的军旅生涯起步于直系军队。在湖北任直军团长期间，他以出色的军事才能获得了吴佩孚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混成旅长。这段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1927年，在北伐军攻打邓县时，于学忠展现出了他的军人气节。面对北伐军的招降，他选择了坚守立场。这种忠义品格，也为他日后赢得了张作霖父子的尊重。 在吴佩孚退入四川后，于学忠本可以像其他直系将领那样投靠其他势力，但他选择了暂时归隐山东老家。这一决定恰恰展现了他的特立独行。张学良早就注意到了于学忠的才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他就对直军的战斗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此时，张学良通过多方渠道向于学忠伸出了橄榄枝。当于学忠最终决定北上投奉时，这不仅是为了给部下寻找出路，更是看中了奉系的发展前景。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51军接到命令进驻山东青岛备战，而于学忠则兼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山东的军阀韩复榘名义上与于学忠结为义兄弟，但实际情况却是，在日军逼近黄河防线时，韩复榘悄悄选择不战而逃。1938年1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枪毙韩复榘，并准备提拔于学忠为集团军司令兼山东省主席。于学忠却明确表示自己是军人，不是政客，不愿意担任地方官，最终省主席的职位由老干部沈鸿烈担任。 同年2月，日军的两路大军沿津浦线南北对进，企图包抄徐州的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于学忠指挥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并经过激烈的战斗，宣称击毙敌军2000余人，虽然全军2.5万余人伤亡接近一半，但依旧顽强抵抗。 在一次与老百姓的闲聊中，于学忠与村民的互动展现了他特有的风度。村里有位老人曾大骂他是“白扒国家干饭”的人，指责他守卫青岛时，遇到日军时却选择逃入安徽。于学忠听后并未生气，而是温和地回答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不太像。”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们对于学忠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最终没有一个人再说他不好。 然而，日军并未放弃对于学忠的敌对行动。日军通过收买51军被撤职的团长曲子才及其同伙，企图多次刺杀于学忠，包括在饭菜中下毒、派遣刺客行刺等。所有这些阴谋都被于学忠提前发现并有效防范，未能得逞。 1935年春季，于学忠终于忍无可忍，警告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如果日军不停止挑衅及阴谋刺杀等一切险恶行动，即向日租界开炮！”这一警告之后，日军在天津的挑衅行为有所收敛。然而，日军依然通过向蒋介石施压要求撤换于学忠的职务。当时，何应钦在北平，曾与于学忠通话，要求他自请长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