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香港遭特大旱灾，港府向内地求救。不救，香港将是一座死城，中国可趁此要挟回归；救，可中国当时很穷，救还是不救？
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尽管香江的水量不丰，但对于当地的渔民来说已足够使用。然而，自1840年以来，香港的地位逐步上升，成为亚洲重要的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伴随着经济的繁荣，香港的人口也经历了爆炸性增长。从1848年的约24000人，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的160余万人，到了60年代初，人口更是突破了300万大关。 人口的激增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水资源供应上。虽然香港地处潮湿多雨的亚热带地区，年降水量虽然丰富，但主要集中在夏季，其余季节相对干旱，加上香港岛地形狭小，缺乏足够的水源储备能力，使得水资源成为了制约香港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 1963年，香港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导致河流断流，水塘干涸，农田绝收。为了应对极端的水资源短缺，港英政府不得不实施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实行了“四天供水一次，每次四小时”的紧急供水政策，这被称为“四日制水”。 这一政策实施后，香港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市民们在短短的供水时间内抢着储水，甚至出现了因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争斗。社会各界都必须调整日常生活和工作方式来适应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这影响了市民的生活质量，也给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供水危机导致港英政府向广东省发出了求援请求。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陈郁接到了来自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的告急电报，随后港英当局的水务署长亲自前来广州，正式向他提出了输送淡水至香港的请求。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香港的企业家就曾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求助，希望广东能协助解决香港的供水问题。当时周恩来指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与港英分局联系，提出了建设供水工程的建议。但当时的港英当局囿于冷战思维，对中方的善意反应冷淡，此后的一系列沟通也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至1960年，香港的供水问题日益严峻，新任港督柏立基不得不与广东省政府签订了每年购买50亿加仑淡水的协议。然而，这一数量对香港而言仍然远远不足，尤其是在工业用水方面几乎无法满足需求。更为严重的是，港英政府长时间拖延不愿建设固定的供水工程，导致了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在陈郁眼中，香港英方的这次低头请求并没有让他感到任何快意。他深知，如果不是香港市民生活陷入困境，港英当局是绝不会主动求助的。考虑到香港市民大多是中华同胞，陈郁迅速批准了向香港无偿提供淡水的措施，以缓解香港的水资源危机。从1963年6月到次年3月，广东省通过船只输送和广州市日供的方式，累计向香港提供了27亿加仑免费淡水，极大地缓解了香港的紧急需求。 同时，陈郁开始着手推动建设长期的供水解决方案。他指示省水电厅组织考察队，开始了对东江的详细勘测，并很快制定了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上报国务院。此后，广东省政府与港英当局就建设供水工程的事宜展开了协商。 然而，在讨论到工程费用时，港英政府开始表现出回避的态度，因为任何大规模的资金投入都需要得到远在欧洲的英国议会的批准。在英国议会看来，香港市民的供水需求并不是一个紧迫问题，这让问题陷入了僵局。 最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介入和指示下，这项供水工程被纳入国家计划，由中央政府拨款3800万专项资金建设。周总理还亲自为这一工程命名为“东深工程”，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和管理权的控制。 东深工程旨在将东江水引入广东东莞市的桥头镇，经由雁田水库最终输送到深圳和香港，解决深圳及香港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注下，东深工程得到了资金上的保障，但这只是整个项目的起点。工程计划中提到，东江的水需要被抬升46米高并通过复杂的输水系统。这项任务在技术和物理上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到逆水流动，即把水从低处提升到高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广东省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广州的院校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与前线工作，东莞、宝安和惠阳的民工带着基本工具赶赴施工现场。此外，数十家工厂夜以继日地生产所需的机电设备，而交通运输工作者则确保这些设备和材料及时送达工地。 在施工现场，两个鼓舞人心的标语“让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象征着工程的目标，也反映了工作者们的决心。面对设备不足的困境，工程人员依靠简单的工具如扁担、推车，完成了复杂的建设任务。 1964年，东深工程现场经历了五次台风的直接冲击。面对自然的猛烈攻击，他们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险排水，确保工程能继续进行。 最终，这项始于1964年的工程在1965年2月25日全面竣工。在竣工典礼上，香港的代表团对工程的坚固性和技术实施表示赞赏。三天后，工程开始向香港供水，当年即提供了150亿加仑的水资源，相当于香港原有储水量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