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因病逝世，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回大陆奔丧，但被蒋经国拒绝了，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我真想不通。 1981年5月7日，北京的春天依然带着些许寒意。这一天，曾经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每当意识清醒时，总是目光游离地四处张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的妻子曹秀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深知丈夫是在寻找那些不能相见的儿女。 杜聿明一生养育六个儿女，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在身边的只有远在美国专程赶回的大女儿杜致礼。其他四个子女因为台湾当局的＂杜门不准出＂政策，始终无法与父亲团聚。得知丈夫病重后，曹秀清立即向台湾当局发出电报，恳请蒋经国能够开恩，允许子女们回大陆见父亲最后一面。 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杜聿明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光彩夺目。他指挥过诸多重要战役，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创下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与其他军阀不同，杜聿明始终保持着廉洁的作风，从不苛待士兵。在他的部队中，有一条铁律：凡是贪污军饷、欺压百姓者，一律严惩不贷。 正是这样的军纪，使得杜聿明的部队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独树一帜。有一次，他得知某个团长私吞军饷后，立即派人彻查。查明属实后，不顾情面，直接将这名团长革职查办。这样的事例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并不罕见，也正因如此，他的部队战斗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在淮海战役前，杜聿明就已经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种种弊病。他曾与挚友郑洞国多次讨论如何整顿军纪，改善军队作风，但收效甚微。1948年，当郑洞国在长春被围时，杜聿明曾多次向蒋介石请求增援，但都被拒绝。这件事让杜聿明对国民党高层的决策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俘后被送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见识到了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管理人员发现他身患多种疾病，不仅安排定期治疗，还特意为他改善伙食。这种人道主义的对待方式，与他预想中的完全不同，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的选择。 从这段经历开始，杜聿明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摆脱家人离散的困境。他的爱国情怀和军人品格始终如一，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最终导致了晚年的遗憾。 曹秀清带着一家七口人到达台湾时，以为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一家人陷入了困境。她不得不四处奔走，寻求帮助，最终才找到一份微薄的工作来维持家计。在她的日记本上，记录着每天的开支：一家七口人的伙食费、孩子们的学费、老人的医药费，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 最令曹秀清心碎的是长子杜致仁的遭遇。1953年，成绩优异的杜致仁考取了哈佛大学。为了筹集学费，曹秀清东挪西借，好不容易从台湾银行贷到一笔钱。杜致仁在美国勤工俭学，省吃俭用，但最后一年的学费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当时一个学期需要三千元，而蒋介石仅允许银行分两年借给他们一千元。无力继续求学的打击，最终导致杜致仁服药自尽。 1958年，曹秀清的生活出现转机。她得知丈夫杜聿明还活着的消息，这让她重新燃起希望。恰在此时，女儿杜致礼的丈夫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蒋介石夫妇突然对曹秀清态度大变，派专车接送，还承诺安排专机送她去美国与女儿团聚。但这背后另有目的：希望她能说服杨振宁来台湾发展。 在美国女儿的帮助下，曹秀清最终在1963年回到大陆，与阔别14年的丈夫团聚。留在台湾的子女们却因为＂杜门不准出＂的禁令，始终无法与父母相见。这道禁令不仅限制了杜家子女，连他们的后代也不得离开台湾。 1981年杜聿明去世后，曹秀清抱着最后的希望，向台湾当局发出请求，希望能让子女们回来参加追悼会。为了等待回音，她特意请医院妥善保存丈夫的遗体。整整十八天过去了，台湾方面始终没有回应。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曹秀清痛哭失声：＂我真想不通。＂ 最终，这场追悼会在没有儿女参加的情况下举行。此后，尽管台湾当局多次邀请曹秀清回台，但她都坚定地拒绝了。直到1984年去世前，她仅在香港与留在台湾的儿女们有过一次短暂会面。这个曾经完整的家庭，就这样被政治的巨轮碾碎，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