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犬字旁

清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犬字旁的“狴”字，雍正见了龙颜大怒。 许多人听说过这样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十个字曾让作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所谓的“送命诗”。实际上，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早在苏东坡的时代，他因写诗被贬职，尽管那时文字狱并不多见，且影响范围较小。到了清朝，情况发生了改变。 清朝的文字狱，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案件繁多、血腥残酷，堪称历史上罕见。史学家顾颉刚指出，清朝的文字狱几乎持续了两百多年，几乎没有间断。最为严重的时期是顺治至乾隆这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超过一百六十起文字狱案件，这意味着在康乾盛世的百年里，文字狱正处于最为鼎盛的时期，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起案件。 在康熙晚期至雍正初期的文字狱中，虽然仍然带有一定的镇压反清思想的成分，但其用途逐渐发生变化，更多的是作为官场上清除异己的工具。雍正继位之初，便利用文字狱清除与自己争夺皇位的亲王们。包括年羹尧在内，他通过操控文字狱，将“朝乾夕惕”一词强行改为“夕惕朝乾”，借此诬陷并清除政敌。 徐骏，字冠卿，江苏昆山人，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徐骏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其舅爷是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父亲徐乾学曾考中探花并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二叔徐秉义也曾考中探花，官至吏部侍郎，三叔徐元文则中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骏自幼聪慧，师从当地名师周云陔。周云陔对学生要求严格，曾与徐骏发生过矛盾。等徐骏考中举人，前往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时，周云陔陪同前往。然而，途中徐骏以巴豆煮汤毒死了周云陔。 雍正初年，徐骏因才华出众，得雍正赏识。一次皇帝宴请群臣，徐骏贵为检讨，本该诚惶诚恐，却饮酒过度，对皇帝出言不敬。雍正勃然大怒，将其贬为国子监祭酒。此后二人结下梁子，徐骏仕途便每况愈下。 清雍正八年，徐骏在一奏章中，误将＂陛下＂书作犬字旁的＂狴下＂，虽只一字之差，却使雍正勃然大怒，认为其故意诽谤，不可饶恕。狴犴乃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负责看家护院，形如老虎。徐骏将皇帝比作畜生，岂不是大不敬？奏章呈上，龙颜大怒，雍正当即革去徐骏翰林院的职位，令其为民。 朝中众人哗然，无不侧目。徐骏平日里得罪的那些同僚，无不幸灾乐祸，恨不得将其生吞活剥。有人搜出其陈年诗集，逐字逐句检查，妄图寻到把柄，置其于死地。果不其然，不久即有人上书弹劾，称徐骏在一首《访友诗》中写道:＂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分明是＂思恋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 雍正犹豫未决，尚未处置。不久又有御史上疏，称徐骏另有一诗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此乃影射皇帝不通文墨，胡乱翻书，嘲讽满族统治者不识汉字，颠倒是非。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刑部审理此案，认定徐骏此诗＂讥讪悖乱＂，当斩立决。 由“陛下”一词引发的文字狱，使得朝廷上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自那时起，雍正朝的官员们深刻吸取了这一惨痛教训，极力避免在任何文件中使用“陛下”一词。有人在查阅《雍正朱批奏折选集》时发现，书中从未出现过“陛下”这个词。 所有大臣对皇帝的称呼，均使用“皇上”而非“陛下”。即使到了晚清，尽管政治压力有所缓解，清朝的官员们也再未恢复使用“陛下”一词。在《清史稿》中的记载中，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像文祥在给光绪皇帝的临终密疏中使用了“陛下”，这样的情况可谓屈指可数。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特殊的之一。首先，从案件数量来看，从顺治到雍正三朝，清朝一共发生了约30起文字狱，而单在乾隆时期，就发生了超过130起案件。也就是说，在乾隆60多年的统治中，平均每年发生两起以上的文字狱案件。其次，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往昔的大学者和高官，而是转向了失意的文人、和尚、道士，甚至一些普通百姓，甚至连疯子也未能幸免。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一名小贩李浩前往浙江省贩卖一些图文碑记，却被当地差役查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和《孔明碑记》，并上报给县令。事实上，贩卖这些物品就像贩卖民间的吉祥物一样并不危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一些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然而，乾隆帝对这一案件高度重视，批示道：“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得知皇帝意图后，地方官员迅速展开大规模的查处行动，追查了多个省份，牵连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