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写信给美国的好友费慰梅：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 1940年，正当中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36岁的林徽因跟随丈夫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告别了长期居住的北平，辗转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小镇——李庄。这次迁徙本是一场避难之举，林徽因和梁思成原以为最多两三年就能回到故土，却不曾想到，这一待就是五六年之久。 战乱和交通不便，使得这段本应简单的旅程变得异常艰难，整整半个月后，林徽因一行人才终于抵达了李庄。他们在李庄镇外两里的张家大院安顿下来。 定居李庄不到一个月，林徽因的肺病就复发了，她不得不长期卧床休养。在李庄这个偏远的小镇上，既没有像样的医生和护理人员，药物也极度匮乏。每当高烧来袭，她只能忍受痛苦，一晚上要更换无数条毛巾降温。 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期恰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一家人生活拮据到了极点：儿子梁从诫没有鞋穿，只能蹬着草鞋或光着脚上学；餐桌上仅有糙米和简单的蔬菜；林徽因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用已经破旧不堪的布料为家人缝补衣物。 就是在这样困顿的环境中，林徽因写信给她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这些信纸又薄又黄，看上去像是曾包裹过食物或是从市场捡来的废纸。为了节省纸张，她的字迹密密麻麻，几乎没有任何留白，连最后一页剩下的一点空白也要裁下来留着下次使用。 在其中一封信里，林徽因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向朋友开口求助：＂手头宽裕的话，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最近实在是揭不锅了。＂除了这句直白的请求，信中还提到她尽管卧病在床，仍在为营造学社的项目贡献设计构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正当林徽因和梁思成艰难度日之际，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他们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被大水淹了。这意味着战前多年辛苦采集的古建测绘考察资料全部损毁，夫妻俩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一打击之大，以至于他们无法掩饰悲痛，当着孩子的面抱头痛哭。 不久后，又一个噩耗传来：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在战场上牺牲。兄妹俩自幼关系融洽，父亲林长民去世后，林恒和母亲一直跟着林徽因夫妇生活。弟弟的离世让林徽因痛不欲生，她拖着病体写下了悼亡诗《哭三弟恒》，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滋味。 这些打击使林徽因的病情更加严重，她逐渐消瘦、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咳嗽不断。曾经那个容貌娇美、容光焕发的＂林下美人＂仿佛已不复存在。她的心态也随之崩溃，开始频繁思考死亡，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她用忧伤的笔调描述自己如同＂一只卷缩在干草下面湿淋淋的母鸡，被绝望吞噬＂。 收到林徽因充满窘迫的求助信后，远在美国的费慰梅立刻行动起来。她不仅迅速汇款给这位身处困境的好友，更是为林徽因安排了前往美国治疗的一切事宜。作为一位真诚的朋友，费慰梅深知林徽因的病情严重，李庄偏远落后的医疗条件难以支撑她康复的希望。 然而，费慰梅精心安排的美国之行计划却遭到了林徽因的婉拒。面对病痛和国难，林徽因选择了留在战火纷飞的祖国。她向费慰梅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在祖国遭受苦难之际，她不愿独自逃往海外安逸生活，不能做一个离开祖国的＂中国白俄＂。 拒绝了费慰梅的邀请后，林徽因开始调整自己面对现实的态度。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思考，她逐渐接受了不可改变的现实：国家的困境、弟弟的离世、自己的病情，与其沉浸在痛苦中，不如坦然面对。她开始秉持这样的生活哲学：＂快乐就享受，痛苦就忍受，困境就熬过去。总之，人生这碗中药汤你逃不掉的，总要喝掉。＂ 伴随着心态的转变，林徽因重新投入到力所能及的工作中。尽管身体虚弱，她仍然积极参与《中国营造学汇刊》的复刊工作，成为编辑团队中的＂内当家＂。她开始系统地阅读汉代的书籍，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建筑、服饰和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古代文明的魅力中。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如春风般吹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在李庄，林徽因听闻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后，激动得破天荒地为自己精心打扮，坐着滑竿来到李庄镇上，融入庆祝的人群中。虽然医生一再提醒她保持安静，但此刻的她认为，与庆祝祖国的胜利相比，个人的健康显得微不足道。 林徽因还特地前往女儿就读的同济中学，穿着一套漂亮的休闲服，所到之处引来了校园的注目。第二天，她还陪伴女儿和同学们在镇上享用面食、品尝茶点，甚至观看了一场排球比赛。这些看似普通的活动，对常年卧病在床的林徽因来说却是难得的生活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