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透过人口问题，对武周时期政治生态的深刻反思 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统治末期）的户籍统计，按照历史趋势推算，当时户数应接近990万户，但官方统计却只有891万户、5291万人，比预期少了约100万户。 中唐名相杜佑认为，这种“短少”并非实际人口增速放缓，而在于因政府系统运作不善导致的户籍隐匿（即大量人口未被登记）。 杜佑推测，实际户数应有1300万—1400万，但官方统计严重漏报。 他认为，这种乱象(基层吏治低效)的根源，可追溯到武则天时代的高层政治生态、选官政策、基层吏治风气，这些积弊最终影响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经济！ 他详细解释道:武周时期“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规，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竟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一，白话翻译如下 1. “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 “只不过是因为选拔和任用人才时，大多只看重文辞才艺。” （注：“艺文”指诗赋文章等文学才能，而非实际治理能力。） 2.“才与职乖，法因事弊” “才能与职务不匹配，法律因事务混乱而失效。” （注：官员缺乏专业能力，导致政策执行失效，法律形同虚设。） 3.“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 “破坏了‘循名责实’（名实相符）的原则，缺失了考察言论、调研实情的态度。” （注：官员只重虚名，不干实事，也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4. “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规，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 “推崇安逸享乐之风，追求虚名高价，自然少不了轻浮浅薄之辈，华而不实之徒。” （注：官场风气堕落，投机取巧者得势。） 5. “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 “熟悉法规章程、亲自处理文书簿册的人，反被讥讽为庸俗浅薄。” （注：踏实做事的官员反被嘲笑。） 6.“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迁阔” “致力于根本事务、剔除枝节问题的人，却被视为迂腐不切实际。” （注：务实者被排挤，官僚体系排斥实干。） 7. “风流相尚，奔竟相驱”* “官员之间互相追捧虚名，争相攀比钻营。” （注：官场盛行攀附逢迎之风。） 8. “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 “本职公务推给下级小吏操办，贿赂贪污公然在官府中盛行。” （注：官员渎职，基层吏员腐败横行。） 9. “而至此也” “所以才导致这样的局面。” （注：总结前述原因，即选人问题、政风问题所导致的基层管理失效，最终在户籍统计上显现出来，并进一步加剧了人口隐匿的后果。） 二，杜佑对武周时期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的反思： 杜佑批判的是武周时期官僚体系的选拔人才标准单一、特殊政治生态造成的高层官员政治眼光短浅、高层政治生态引致的基层政风庸碌虚浮。 1，因武则天推行恐怖统治，高层官员自保不暇，无人考虑国家长远规划。 2，选官标准失衡：重文采轻实干，州县官员无能。 3，行政风气败坏：基层工作务虚不务实，贪污成风。 4，基层治理低效：户籍、财政等基础工作无人负责，最终导致国家统计失灵，加剧了社会矛盾。 三，人口统计“减少”并非增速放缓，而是政府治理失效导致的“隐匿”。其内在逻辑如下： 1. 户籍管理崩坏： 官员无能、吏治腐败 → 基层户籍登记敷衍了事 → 大量人口未被统计（如逃户、隐户、豪强庇护的佃农等）。 例如，农民为逃避赋税或徭役，主动隐匿不报；地方豪强为扩张势力，私藏人口。 2. 政策执行脱节： 朝廷选拔的官员缺乏实干能力，只会空谈 → 户籍、土地清查等基础工作无人落实 → 政府无法掌握真实人口数据。 3. 经济与社会后果： 户籍隐匿导致税收减少，引发财政困难 → 政府进一步加重对“已登记户”的剥削 →导致 更多百姓逃亡，从厉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官方统计的“人口增速放缓”实际是治理能力衰退的体现，而非真实人口增长停滞。 简而言之：杜佑认为，武周时期的政治弊端，在人口统计问题上，仅是一个小表现，但这种政府治理危机，从武则天时代一直延续至玄宗朝，最终加剧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矛盾。 武则天 蒙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