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关20年的土匪刑满释放，却偶遇“大当家”，当他看到对方过得不错，顿时不平衡：“干了那么多坏事，凭什么过得比我好？”
1968年年底，服刑十八年的齐达榜刑满释放，由于年纪已大且无亲无故，当地公社安排他负责赶大车。这份辛苦活计常被人嫌弃，他却甘之如饴，四处奔走的同时，还顺手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警方在暗中观察后发现，他时常前往某地，判断他可能与某个熟人有接触。最初，他百般抵赖，但在审讯压力下，不得不坦白：“我见的那个人是任芳伍。”这一名字让在场警员为之一震。多年前，那起导致二十二名解放军牺牲、其中包括五名高级干部的惨案，正是由任芳伍一手策划。
1898年，任芳伍出生于河北承德的地主家庭，自幼过着优渥的生活。成年后，他进入当地知名学府求学，接触到了许多现代思想，但对此不屑一顾。面对革命浪潮的兴起，他深知一旦社会变革，地主阶层的特权将不复存在，因此对共产党的主张极为反感。毕业后，他顺利谋得一份教职，在当地小学担任校长。然而，随着局势日益紧张，他逐渐意识到农民可能会反抗，于是依仗家族势力，四处招揽地痞无赖，并通过关系获取枪支弹药，最终由教书先生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势力强横的匪首。
在共产党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国民党有意拉拢地方武装，试图利用土匪势力进行反制。任芳伍在接受“任命”后，行径更加猖獗，公开以武力袭扰周边百姓，地方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他手下人马日益壮大，形成了一支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队伍，对抗地方政府，成为百姓的噩梦。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国民党节节败退，过去受庇护的地方武装也逐步走向覆灭。解放军推进至承德地区后，对地方匪患展开清剿，任芳伍失去靠山，开始潜逃。
1968年的东北，寒风凛冽。工厂外的街道上，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吃力地推着一辆装满化肥的板车。他就是刚刚刑满释放的齐大榜。二十年的牢狱生涯，让这个曾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土匪褪去了昔日的狂傲，取而代之的是沧桑与疲惫。然而，他的目光依旧犀利，时不时地打量着街道两旁的行人，仿佛仍保持着本能的警觉。
这天早晨，齐大榜像往常一样推着化肥在街头奔走。当他拐过一个街角，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眼帘。尽管对方已是年过古稀的老者，他依然一眼认出——那人正是自己昔日的“大当家”任芳伍。任芳伍身穿深色棉袄，步履稳健，脸上带着一丝悠然自得的神色。
二十年过去，曾经让东北百姓闻风丧胆的土匪头子，如今竟还能如此安然生活。而自己，刚从监狱出来，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出卖苦力勉强度日。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推着沉重的板车在街道上奔波，换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填饱肚子。齐大榜盯着那道渐行渐远的背影，忍不住低声喃喃：“干了那么多坏事，凭什么他能过得比我好？”
在这片广袤的东北土地上，任芳伍的名字曾令无数人心惊胆战。解放前，任芳伍的匪帮规模庞大，麾下上千人，他们掠夺村庄，强征重税，囤积物资，肆意践踏百姓的生计。任何胆敢反抗者，都难逃血腥镇压。那年，齐大榜所在的村庄被土匪洗劫，他便是其中一个被强行掳走的年轻人，最终被迫加入匪帮。
中国的匪患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盗跖》中就有关于匪徒活动的记载。历代统治者虽多次尝试剿灭，但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进入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经济结构剧变，大量失业的逃兵、流民和社会底层人员因生计无着，最终流落为匪，使得匪患愈演愈烈。陈独秀曾哀叹：“这根本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官制国、中华匪制国。”到1930年，全国匪徒人数在保守估计下已达两千万，占总人口的比例极为惊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不甘失败，制定了针对大陆的游击战计划，企图通过“救国军”、“自卫军”、“游击队”等名义，对新政权实施破坏，制造混乱。1950年，全国各地土匪趁机作乱，劫掠百姓，破坏交通，威胁地方治安。
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匪情尤为严重，他们残害干部群众，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影响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据统计，1950年全国发生针对新生政权的武装暴乱达816起，新解放区有四万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害，各地不断向中央发出告急电报，剿匪形势刻不容缓。同年2月，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公在向中央汇报西南地区情况时明确指出：“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
1950年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一场历时三年多的剿匪战役随即在全国展开。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广西军区剿匪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大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灵山、永淳和钦州等重点地区相继歼灭“粤桂边反攻救国军”、“两广反攻救国军”、“广西游击联军”等股匪共计33万余人，剿匪任务胜利完成，毛泽东对此予以嘉奖。据统计，截至1952年3月底，剿灭土匪11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