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维钧趁妻子黄蕙兰睡着，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没想到，黄蕙兰却默不作声跟着上楼，突然听到屋内传来嬉笑声，于是她愤怒地踹开房门，抄起一壶热水，朝着顾维钧的头上浇了下去。
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曾评价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还有“半个”顾维钧。他之所以称顾维钧为“半个”，是因为在李鸿章与周恩来的权谋决策之下，顾维钧并没有太大的外交决策权，影响力相对有限。
在国家贫弱、列强压迫的年代，如何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考验着每一个外交家的智慧与能力。作为民国第一代外交家，顾维钧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尤其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凭借一句铿锵有力的“不”，让他名垂青史。
顾维钧出生在晚清时期的上海租界，家庭富裕，属于官商阶层。童年时代的他，亲眼目睹了中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一次，他在外白渡桥上目睹一位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赶去观看赛马。车夫辛苦拉车上桥，早已气喘吁吁，然而那位英国人仍用鞭子不断抽打车夫以示催促。
年少的顾维钧怒不可遏，毫不犹豫地走上前，用流利的英语斥责对方：“你还配称为绅士吗？” 英国人被他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羞愧难当。这段经历在顾维钧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改变被帝国主义欺辱的现状。
1905年，顾维钧赴美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与外交。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条规定：凡是要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习拉丁文甲班，而进入拉丁文甲班的学生必须具备至少四年的拉丁文基础。然而，顾维钧对拉丁文却是一窍不通。
系主任善意提醒他：“从未见过零基础的学生能跟得上拉丁文甲班的进度。”然而，顾维钧并未退缩，反而将这当作一种挑战。他从零开始，日夜苦学，仅用了六周时间便掌握了四年的拉丁文课程。最终，顾维钧成功进入拉丁文甲班，凭借“甲上”的成绩顺利毕业。
1959年的一个深夜，悲剧上演。顾维钧趁妻子熟睡之际，偷偷溜进严幼韵的房间。他们在屋内嬉笑，全然没有注意到，黄蕙兰正默默地跟在丈夫身后，上了楼。当她听到屋内传来的笑声时，积压许久的愤怒瞬间爆发。她愤然踹开房门，抄起一旁的热水壶，将滚烫的水朝顾维钧头上浇去……
那一晚的冲突，成为这段婚姻走向终结的转折点。顾维钧与严幼韵的私会被黄蕙兰当场撞破，她愤怒之下抄起热水壶，将滚烫的水浇向丈夫的头部。这一幕，宛如一场荒诞的闹剧，却也是多年情感纠葛的爆发。
事后，三人各怀心事。黄蕙兰心中充满了失望和痛惜，她无法理解丈夫为何要背叛这段婚姻。曾经的恩爱似乎已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怨怼。她感到自己付出的一切，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冷落和背叛。
顾维钧则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他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关系中挣扎，一边是强势却支持他事业的黄蕙兰，一边是温柔体贴的严幼韵。他既惧怕妻子的愤怒，又无法割舍与严幼韵的感情。这种内心的拉扯，让他感到无比煎熬。
严幼韵面对这段惊世骇俗的感情，心境也十分复杂。她爱慕顾维钧的才情，欣赏他的抱负，却也明白自己的身份有悖伦理。她既期盼与顾维钧共度余生，又隐隐觉得这段感情注定坎坷。
最终，黄蕙兰选择了离婚。她远赴纽约开始新的生活，从此远离纷扰。尽管她与顾维钧的婚姻已成过往，但家中仍挂满了两人的合影。这些照片，见证了他们曾经的恩爱，也凝结了她内心的不舍。
顾维钧每年从海牙返回纽约休假时，唐德刚都会到他家进行口述历史工作。顾维钧对回忆录极为严谨，每次口述前都会仔细查阅文件，理清思路后才开始讲述。他的档案分装在37个木箱中，保存得井然有序，远超其他名人，这为唐德刚的访谈提供了极大便利。顾维钧使用标准而流畅的美式英语，条理清晰，内容详实，录音整理起来几乎无需修改。唐德刚称他是自己接触过的最容易访谈的长者，语言如“高山流水，清响怡人”。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毛泽东委托章含之在纽约拜访顾维钧，传达问候与礼物，并邀请他回国探访。但毛泽东特意嘱咐不要提及邀请是由他本人提出的。章含之在顾维钧女儿家中与他共进晚餐时，顾维钧精神矍铄，对大陆情况极感兴趣，尤其提到对故乡上海嘉定的怀念。然而，对于回国的邀请，顾维钧选择了回避，实际上婉拒了这一请求。
尽管未能成行，顾维钧晚年对故土的思念日益深切。他虽然旅居海外，但始终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20世纪80年代，一批访美的中国学者听说他有英文回忆录，便希望将其翻译出版。91岁的顾维钧欣然同意，表示希望这些资料能为研究动荡年代外交史的学者提供借鉴。他认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些记录是理解当今世界变化的重要途径。”
顾维钧一生致力于外交，以国家利益为重，力求避免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尽管身处动荡时代，他的表现最终赢得了各方的理解与尊重。历史学家汪朝光评价他，称顾维钧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有着独特地位，他的言行代表了那个年代外交家的坚持与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