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年，乾隆下江南，住在苏州织造的普福家。吃饭时，乾隆指着桌子上的菜说：“这几样菜不错，叫厨子来。”下人说：“厨子要给您上没刮鳞的鱼，随侍太监不同意，厨子就打了随侍太监。” 乾隆皇帝又一次南巡，驻跸苏州织造普福家。 乾隆坐在桌前，笑着指着桌上的几道菜：“这几样菜不错，叫厨子来。” 这时，御膳房的争执传了出来：厨子为了保留鱼的原味，坚持不上刮鳞的鱼，而太监认为这不合规矩，双方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了手。 江南是清朝的经济核心，粮赋、织造和漕运都至关重要。 尤其是苏州，作为全国纺织业中心，其织造局不仅为皇家提供御用丝绸，还承担重要的政治任务。 苏州织造普福更是乾隆南巡的重要接待官员。 可以说，普福的家并不仅是乾隆的驿站，更是皇帝了解江南的窗口。 而这场“御膳风波”，让普福冷汗直冒。 他知道，皇帝在用膳时出现这样的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在江南，当地人认为带鳞蒸鱼可以保持鲜美，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 在宫廷规矩中，这样的菜品可能被认为是失礼甚至大不敬的表现。 随侍太监坚持规矩无可厚非。 而厨子却坚守传统的江南做法，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地方特色”。 双方一旦意见相左，矛盾自然一触即发。 争吵中，厨子竟然动手打了随侍太监！这一行为虽然鲁莽，却也说明地方匠人的执着，他们对自己的技艺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 御膳房的争吵最终被汇报给乾隆，他虽然表面没有动怒，但从这场风波中，他看出了更深层的问题。 乾隆虽身为皇帝，但对江南地方文化并非完全陌生。 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深知江南是中国文化与经济的心脏地带。 六次下江南，他既是巡游，也是考察民情，更是为了彰显皇权的威仪。 一方面，他欣赏江南的富庶和文雅，甚至称赞江南文人“才如春草”。 但另一方面，他也对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保持警惕，尤其担心地方士绅可能威胁中央集权。 因此，乾隆既通过南巡来拉拢地方文人，又通过加强织造局等机构的职能来监控江南。 正因如此，苏州织造局的角色尤为重要。 普福作为乾隆的接待官，他的表现既关系到皇帝的情绪，也直接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御膳风波”过后，乾隆并未大发雷霆，只是笑着继续用餐。这种处事方式颇为耐人寻味。 他没有惩罚厨子，也没有责怪随侍太监，而是选择淡化这场争执。这或许是乾隆政治智慧的一种体现。 乾隆明白，地方文化与中央规矩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 他需要既保持江南的文化特色，又让中央权威得到尊重。 这种平衡既需要宽容，也需要威慑，而他在这件小事上的表现，正是他这种治理理念的体现。 不过，这场小小的风波也提醒了乾隆，江南虽然繁荣，但也隐藏着不小的问题。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南巡并不全是歌舞升平的表象。 他的治国理念虽然标榜“宽严相济”，但随着年纪渐长，他逐渐对问题的处理变得宽松，而江南士绅的势力也开始壮大，地方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加。 同时，乾隆过于依赖身边的权臣，尤其是和珅的贪腐问题，让整个朝廷风气日渐堕落。 官场贪污盛行，地方财政的压力不断加重，许多官员不得不通过巧取豪夺来维持开支。 南巡表面上展示了盛世图景，但背后却隐藏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矛盾。 例如，每次南巡的费用都需要地方官员筹措，这对江南这样的富庶地区来说也是沉重负担。 乾隆的奢华行程，进一步加重了地方的经济压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事件也突显了乾隆对御膳的讲究以及对礼仪的重视。 然而，乾隆并非完全刻板的君主。 他喜欢江南的美食与文化，对地方厨艺也怀有一定的好奇心。 这种态度帮助他在治理江南时，既能彰显中央权威，又能赢得地方的认可。 他或许早已明白，江南是大清王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南巡，他不仅展示了皇权的威仪，也通过接触地方文化拉近与百姓的关系。 这场围绕没刮鳞的鱼展开的小风波，最终平息于乾隆的轻描淡写中。 乾隆的六次江南之行，展现了他作为一代盛世君主的雄心壮志。 他不仅带回了江南的风雅，也从中看到了深藏的社会矛盾。 那些江南的街巷、湖光山色、文人墨客，都深深印刻在了这位皇帝的心中，也注定成为他统治清朝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