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工作方法七十条》，压缩五句话，阐述如何带队伍。 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总结了大量革命工作经验，形成了著名的《工作方法七十条》。这些方法凝聚了他从井冈山斗争、长征路上到抗日战争等关键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 这些工作方法的原始雏形，可以追溯到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的三湾改编。当时，毛泽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成功地挽救了一支士气低落、濒临崩溃的队伍。这次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同时期西方的泰勒科学管理、法约尔行政管理等理论不同，毛泽东的管理思想更加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集体智慧的发挥。泰勒强调的是工作效率和标准化流程，而毛泽东则更关注如何激发每个人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 同时，毛泽东的管理哲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他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他既重视个人品德的修养和示范作用，又善于从宏观层面把握全局，协调各方力量。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残部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时的情况十分严峻：部队士气低落，不少人趁机逃跑；甚至有一个排长带领全排士兵连武器都拿走了；军官与士兵之间存在严重隔阂；队伍内部思想混乱，前途渺茫。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被消极情绪所影响。他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他缩编了军队，取消了不可靠军官的指挥权，实行民主制度，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 这次改编的成功不仅稳定了军心，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正如后来罗荣桓元帅所评价的：＂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次改编的经验和智慧，成为了后来毛泽东工作方法的重要源头，也是他《工作方法七十条》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带领革命队伍时，展现出了卓越的识人用人能力。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能够准确发现和任用各类人才，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发挥最大作用。在用人标准上，毛泽东有自己的辩证思维，既看重才能，也重视政治立场，但从不教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以毛泽东对军事将领的任用为例，他敏锐地发现了彭德怀的军事天赋，在关键时刻放手让他指挥作战；同样，他也善于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在东北战场上给予充分信任。这种能够发现人才特长并加以重用的能力，是毛泽东团队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创新，体现了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刻理解与运用。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建立了连队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赋予普通士兵发言权和监督权，同时又保持了统一的指挥体系，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 在重大决策前，毛泽东习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例如，长征途中的多次重要转折，都是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的决策。这种集思广益的方式，既能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又能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毛泽东在长征等艰难时期，始终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据史料记载，长征路上，毛泽东与战士们一样步行，甚至在有些战士需要骑马休息时，他会主动让出自己的坐骑。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他不搞特殊化，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极大地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 领导者的示范作用对团队士气有着决定性影响。当团队成员看到领导者与自己共同面对困难、一起解决问题时，自然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愿意追随这样的领导者前行。 三湾改编中的制度建设，如士兵委员会的设立、党支部的建立等，为红军提供了组织保障。同时，毛泽东也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通过政治教育、文艺宣传等多种形式，培养战士的革命信念和价值认同。 有趣的是，毛泽东还善于利用《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学作品进行军事教育。他常用书中的战例与当前形势相对比，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启发指战员的战略思维。这种将高深军事理论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教育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教育效果。 对现代团队管理而言，制度建设提供了团队运行的基本框架和规则，而文化塑造则是团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优秀的团队领导者应当既重视制度设计，又注重文化建设，让制度与文化形成良性互动。 毛泽东一生经历过无数挫折与危机，从秋收起义的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再到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面对这些危机，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心理调适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