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临终之际，将儿子叫到身边，对他嘱咐道：“我下葬那天，你不要太过张扬，切记，一定要开枪打死那个穿红衣服的人！” 1873年，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逝世，他负责举行后事，此后选择在河南定居。缺乏与当地人的深入交流，加之对学问的不感兴趣，使他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多的成就。 袁世凯的丛叔袁保恒见他如此，便将他送往北京。 袁世凯在北京虽然努力学习了四年，但两次参加科举乡试均告失败。他对传统学问的不屑最终爆发，撕毁诗书，决定放弃科举。 随后，袁世凯自荐至山东登州，进入吴长庆麾下。在吴长庆的府中，他遇到了后来的知名人物张謇等人，虽然他的心仍旧倾向于军事，但在名士的影响下，他短暂地安分守己，重新准备下一次的考试。 战争的爆发最终使他走上了军旅生涯，从此在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启了他的北洋军阀生涯。 1905年，袁世凯以改革为名，对北洋常备军进行了重大调整，成立了北洋陆军，进一步汇编为北洋六镇。 当时，官场普遍存在贿赂现象，地方官为了升迁不得不向中央官员行贿。 袁世凯擅长利用这一体系，通过财政和人事上的操作，巧妙地维系着与上层的关系。 19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使他得以掌握更多资源，同时也更频繁地与皇室高层如李莲英和慈禧太后接触，通过赠送礼物和其他方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好感。 特别是在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登场，他对袁世凯抱有深厚的不满和猜疑。载沣试图削弱袁世凯的影响力，甚至考虑过直接铲除这一潜在威胁。但由于他的犹豫不决和缺乏果断，最终没有采取极端措施，仅仅以“开缺回籍养病”为名将袁世凯赶回故乡。 在表面上看来，袁世凯似乎是在家中安享晚年，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放弃权力的追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迅速蔓延，激发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情绪，导致多地纷纷宣布加入起义行列，共同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清廷在紧急情况下，派遣官兵试图镇压起义，并且急忙传令给袁世凯，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对这一职位并不满意，他觉得自己在家中的生活舒适自在，因此找了个借口推脱了这一任务。他暗中命令冯国璋先行观望，不要轻举妄动，并向清廷施压，要求授予他水陆军队的指挥权，以此作为重返政坛的条件。 当革命军逐渐逼近京城时，清廷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于是，袁世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重掌兵权，获得指挥水陆大军的全权。尽管如此，他对待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采取了拖延和软硬兼施的策略，最终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1912年，袁世凯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然而到了1915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日本迅速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力。他们首先占领了山东，并获得了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权。紧接着，日本对袁世凯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侵略性要求，迫使他签订了剥夺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 签署了“二十一条”后，袁世凯不仅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谴责，还失去了日本的进一步支持。日本观察到袁政权的不稳定，开始暗中支持反袁的势力。北洋军阀内部的不满情绪高涨，多人对袁世凯的领导失望，甚至出现明显的冲突。冯国璋和段祺瑞等人公开表示不愿再为袁效力。 1916年，袁世凯的健康急转直下，罹患尿毒症。国内外的指责和侮辱使他心情愈发糟糕，病情加剧。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儿子袁克文和袁克定就如何治疗其疾病发生了争执。袁克文主张使用西医方法，而袁克定则坚持中医疗法。两兄弟的争执耽误了治疗时机，使得袁世凯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面对生命的垂危，袁世凯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他一生多疑，担心自己墓穴未来可能遭到挖掘和报复。于是，他构思了一个预防计划。他叫来儿子袁克定，在病床前，郑重其事地吩咐：“我过世后，你不需要参与送葬。你要穿着孝服，手持武器，如果看到穿红衣的人，那就是叛徒，立即射杀，不要犹豫。” 这个命令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家族和政治纠葛，源自袁世凯与名为段芝贵的义子之间的复杂恩怨。段芝贵曾是袁世凯信任的助手，但由于一系列误解和权力斗争，他与袁世凯的关系恶化，袁世凯疑心段芝贵有背叛的行为。 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密谋了一个计划，他将段芝贵呼唤至床前，嘱咐他死后穿红衣送葬，并将棺材埋在秘密之地，似乎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安息，这一切不过是袁世凯为了排除异己的策略。 袁世凯病逝后，段芝贵果然穿着红衣出现在葬礼上，袁克定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毙，彻底断绝了潜在的威胁，而袁世凯的真正安息之地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袁世凯的去世并没有带来对他的同情或理解，相反，他的名字成了过去错误决策的象征，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