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金日成十分固执的要求志愿军南下继续追击美军，彭老总多次劝说无果气的拍案大声吼道：“照你们的意见办，志愿军非吃败仗不可，我彭德怀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你们认为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此言一出，金日成傻眼了。 1951年初的朝鲜战场形势复杂。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虽然取得了所谓＂三战三捷＂的战果，但这背后是无数将士付出的艰辛和牺牲。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成功占领了汉城，这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彭德怀清醒地认识到，美军的后撤并非溃败，而是一种战术性撤退，目的可能是诱使志愿军贸然南进，以便美军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反击。 毛泽东虽然在第三次战役前曾支持过金日成，但战役后他对形势的判断更加倾向于彭德怀的观点。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则建议，为避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指责，可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地区，而朝鲜人民军则继续南进追击。这一建议体现了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也为中朝双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折中方案。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面临的困境，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严峻。首先是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朝鲜冬季气温经常降至零下30多度，大部分中国士兵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寒。步兵第238团的战史记载显示，入朝第二天晚上，仅仅因为过河后休息时鞋子被冻住，就有200多名战士冻伤。 装备与补给方面的差距更是触目惊心。当时美军一个师每天消耗的物资高达525吨，而志愿军第27军每日需求仅85吨，却常常无法得到保障。美军可以在感恩节吃上火鸡，平时还有各种罐头和零食；而志愿军士兵在条件好时也只能吃上冻土豆和黄豆，艰难时甚至只能以一口炒面一把雪充饥。 更为严重的是志愿军已经付出的巨大伤亡。彭德怀在会议中坦言，经过连续三次战役，志愿军已减员超过9万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其中包括因冻伤和少数逃亡减员达4万人。前线将士虽然英勇顽强，但长期连续作战已使他们疲惫不堪，急需休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日成于1951年1月10日主动提出与彭德怀会面。他坚持要求志愿军继续南下追击美军，表现出强烈的统一半岛愿望。金日成的考量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他认为，即使不能立即消灭敌人，多占领一些领土、增加人口也对未来朝鲜的选举和政权巩固至关重要。 彭德怀作为志愿军总司令，始终秉持＂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略方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军事理念，也是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面对朝鲜战场上强大的美军，彭德怀认为轻率冒进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1月11日的会议气氛比前一天更加紧张。朴宪永的加入使朝方立场更加强硬，他和金日成甚至开始对斯大林电报进行有利于己方的解读，坚称斯大林暗示美军即将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新闻和情报，试图证明他们的判断，并坚持认为志愿军不追击，美军就不会轻易撤离。 彭德怀则明确反驳，指出即使志愿军不追击，美军也可以自行撤退，这反而是最好的借口。随着争论继续，金日成再次提出派三个军南下的建议，这正是前一天已被否决的主张。 此时，彭德怀的耐心已经耗尽。他提高声调指出朝方过去曾错误判断美国不会出兵，现在又盲目认定美军会撤出朝鲜，却从不考虑相反情况的可能性和应对方案。 情绪激动之下，彭德怀拍案而起，掷地有声地说：＂照你们的意见办，志愿军非吃败仗不可，我彭德怀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如果你们认为我不称职，可以另请高明！＂他还补充道，如果朝方不满意，可以撤他的职、审判他，甚至可以杀他的头，但他坚持志愿军至少需要两个月休整，一天也不能少。 彭德怀这番强硬言辞，让金日成和朴宪永措手不及。他们显然没料到彭德怀会如此直言不讳，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短暂的沉默后，彭德怀稍稍平复情绪，继续表示志愿军可以负责仁川以北海岸线警戒和后方治安，而人民军如想按自己的想法行动，可以尝试单独南进。 这场激烈争执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得知后，并未采取模糊立场，而是明确表态支持彭德怀，称＂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中＂。他高度评价彭德怀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世界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天才军事家＂，甚至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禁止他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毛泽东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性干预。他一方面同意朝鲜人民军可以单独南进并由朝鲜政府直接指挥，另一方面也明确提醒金日成，必须避免重蹈1950年6月至9月所犯的错误，强调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心准备。 在多方压力下，金日成终于让步。1月16日至18日，他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承认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冒险行为，并表示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已讨论认同中方关于休整两个月的建议是正确的。 尽管金日成表面接受了中方主张，但这次冲突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据历史学者沈志华研究，即使在战争结束很久后，朝鲜党内仍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志愿军似乎不愿在1951年初彻底解放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