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20克珍贵的蛔蒿种子，平均分成4份，在专人保护下分别送到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种子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它们肩负着帮助我国铲除蛔虫病的重要任务。 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许多地区的儿童因食用不洁食品而感染了寄生虫，尤其是蛔虫。 蛔虫不仅掠夺人体的营养，还导致了营养不良和生长发育滞后。 政府在多次讨论后决定使用一种名为“山道年”的药物进行治疗。 “山道年”是一种从蛔蒿植物中提取的药物，而蛔蒿并不在中国生长，因此必须依赖进口。 中国向苏联请求援助。苏联同意赠送20克蛔蒿种子。 中国政府将种子分成四批，分别种植在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农场，最终只有潍坊农场成功培育出了蛔蒿。 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将其提取并制成药物。 苏联专门提供了制造宝塔糖的设备。 通过这些技术支持，宝塔糖正式进入市场。 然而，糖果中的蛔蒿成分并不能直接杀死蛔虫，而是通过使蛔虫暂时休眠，之后随着肠道的蠕动一同排出体外。 食用后，许多人曾惊讶地看到自己粪便中有扭曲的蛔虫。 宝塔糖在初期并未立即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政府的宣传使得它逐渐在市场上走红。 然而，此后宝塔糖产量下降严重。 由于中苏分歧加剧，苏联开始撤回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许多为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苏联专家也纷纷回国。 此外，我国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粮食短缺。 为了应对粮食问题，农民将蛔蒿田地转为粮食作物，蛔蒿产量急剧下降。 加上潍坊地区的一次大雨灾害，剩余的蛔蒿田地也被冲毁。 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意识的增强，蛔虫病的发病率逐渐下降。 982年，中国科研人员研发出了一种更为高效的驱虫药物，其效果更为显著，逐渐取代了宝塔糖的市场份额。 与蛔虫病类似，血吸虫病到如今也基本消失。 血吸虫病长期困扰着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其虫卵经过水体孵化，逐渐形成毛蚴，再通过钉螺的体内繁殖，最终进入人畜体内寄生。 与水接触的农民在耕作或日常生活中，短短几秒钟便可能感染上血吸虫。更为严重的是，感染者排泄物中的虫卵可以重新污染水源，形成恶性循环。 血吸虫病患者常常腹部膨大、骨瘦如柴，死于此病的年轻人和妇女屡见不鲜。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江西、江苏、湖南等地的许多农村，尤其是长江沿岸和华南一带，几乎成了血吸虫病的重灾区。 江西余江县蓝田坂一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50年内，因血吸虫病的肆虐，导致3000多人死亡，村庄几乎被摧毁。类似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 1950年冬，青浦县的任屯村村民们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恳请政府早日采取措施根治血吸虫病。毛泽东亲自指示相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和解决，医疗队迅速下派到该地区。 在1955年，毛泽东进行南方视察时，得知余杭一带的农民因血吸虫病而陷入困境，他与上海市委及华东地区的领导进行了座谈。 11月，他专门听取了有关血吸虫病防治的汇报，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必须作为政治任务来落实。 1956年，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领导小组，并提出了用七年时间根治血吸虫病的具体方案。到1958年，中央领导进一步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 在防治工作中，卫生、农业、水利等多个部门紧密合作，建立了数百个防治站，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对血吸虫病的防治进行指导。 全国各地的专家深入疫区，开展调查，制定防治方案。同时，政府还组织了大量的基层干部、农民及医务工作者。 当时，中国境内的血吸虫病患者超过千万，每年大量的病人排出的带有血吸虫卵的粪便成为传播源，严重影响了公共卫生。 治疗不仅仅是应对症状，更要注重早期治疗，同时对晚期患者进行有效干预。血吸虫病的治疗必须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药物和治疗方案。 与此同时，预防血吸虫病的工作也同样重要。钉螺是血吸虫病传播的主要媒介，其卵的孳生地点主要是水域的污染地带。各地必须组织起群众力量，采取灭螺、保护水源、管理粪便等多方位措施。 江西余江的蓝田坂村成为了血吸虫病防治的典范。 1956年，当地决定采取大规模的防治措施，尽管当时外界普遍怀疑这个项目能否成功，但蓝田坂村的百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不仅消灭了钉螺，还大规模修建了水利设施，改善了农田灌溉。数千名患者接受治疗，恢复了健康。 通过蓝田坂村的成功经验，许多地区纷纷效仿。国家通过科学判断、群众动员和政府领导的三位一体的策略，最终成功地遏制了血吸虫病的蔓延。 参考文献：[1]张建清.宝塔糖中盐酸左旋米唑的离子对萃取分光光度测定法[J].中国医药工业杂志,1993,24(3):125-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