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色集 | 清乾隆 仿官釉四方兽耳倭角瓶
伊斯兰文化在华传播始于唐宋时期，兴于蒙元，而真正全面深入的发展则出现在明清时期。明代早期，重启丝绸之路，自永乐起出于政治经济的双重目的，出身伊斯兰世家的宦官郑和，奉永乐、宣德皇帝之命，率领一众精英部下七下西洋。受此影响，明代瓷器尤其是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在器型、纹饰、产量以及出口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马文宽在《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因素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明代仿制伊斯兰金属器、玻璃器、陶器等的瓷器至少有 19 种，其中大部分为永乐年间创烧，如天球瓶、扁壶、烛台等。四方倭角瓶则是宣德时期所创烧仿制的独特瓷器品类，其造型的灵感源自伊斯兰金属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珍藏着一件12世纪伊朗制造的青铜刻纹嵌银多面体瓶（馆藏编号：777—1889），极有可能是此类型瓶的造型蓝本。二者相比，仅颈部略有区别，无耳。
本品造型远比碗盘类圆器难做难烧。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需分段制作，如颈部、高足等。铺首双耳用专制模具模制而成，铺首神情威猛，细节清晰，晾干之后以特制精细接头泥粘附在颈肩部。腹部主体亦为上下两部分别模制而成，再上下相接。此类折方瓶制作繁复，烧制极为不易，因整个器物有多处接胎，器型复杂，烧窑过程中极容易出现变形成为废品，成品率较低，故制作数量极少，流传至今者珍若晨星，国内外各博物馆似仅见五件宣德制品发表，尺寸相近（高约13.8-14.6厘米），皆绘有相类牵牛花纹，其中三件署款。参考故宫博物院藏品，馆藏编号：新00083300，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编号 83，由此可以见证宣德御窑陶工之卓绝工艺。
清代宫廷对于宣窑的推崇亦毫不逊色，康雍乾三帝皆有慕古之心，宣窑益为所重。此类折方瓶于雍正、乾隆时期亦有仿制。现分别存于大维德基金会以及伦敦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雍正古玩图》手卷卷六以及卷八（馆藏编号分为：PDF,X.01及E.59-1911），由宫廷画师各绘于雍正六年及七年，描绘清宫御藏古董珍玩，其中这种形制的折方双耳瓶最为独特，前后收入四件之多，每卷各绘方瓶两件并连木座，且四个木座形态各异，由此可见该品早已被雍正皇帝视为珍宝，格外重视。另外义大利传教士、宫廷画师郎世宁所作《瓶花图》一幅（馆藏编号：故画000804），图中亦绘有相同品种之青花折方瓶，盛以牡丹成双，寓意吉祥，图见于《新视界—郎世宁与清宫西洋风》，2007年，图版16。
博考海内外公私著录，可见雍乾御窑，此类折方瓶多摹宣德旧范而制，青花作品多见，单色釉者则寥若晨星，且以雍正朝所制居多。如拍品般落乾隆年款，施仿宋名窑釉的折方瓶可谓凤毛麟角。参考一件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藏品，未署款，器型与拍品相似，外壁施白釉，馆藏编号：F1956.32，载于《东洋陶瓷大观》卷9，图98（彼时书中定年为明15世纪，但现官方已改为清18世纪）。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仿官釉四方折角兽耳尊，落雍正六字篆书款，形制等与拍品亦相似，可对比参考，图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册》，页50， 图14。还可参考一例，于中国嘉德2011年5月22日售出，拍品编号3556雍正款仿汝釉四方倭角双耳瓶，当时成交价为4,830,000人民币。
乾隆时期折方瓶参考上海博物院藏青花牵牛花纹四方倭角兽耳瓶，图载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清代雍正—宣统官窑瓷器》，页303，图5-33。
拍品当为乾隆时期摹仿宣窑器之典范佳作，以宣窑器型为骨，承典雅规制；以仿官窑釉色为神，纳古朴气韵，兼收并蓄历代名品之优长，将诸般精妙元素融会贯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姿，精妙绝伦。
尺寸：高25cm
来源：中国嘉德香港2025春拍《紫宸窑韵——艺德堂藏明清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