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被革命军擒获的潮州知府，陈兆棠的一张照片。 镜头中，陈兆棠被五花大绑在潮州知府署前的照壁下，他的辫子已被剪断，身上的官服被拔掉，只剩下一身单薄的内衣。照壁上赫然贴着一张公告，旁边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几个醒目大字。 革命军士兵们环绕在这位曾经权倾一方的潮州知府周围，眼神中透着复杂的情绪。围观的潮州百姓脸上却没有丝毫怜悯，只有长久压抑后终于得到释放的快意。与往常处决罪犯不同，当陈兆棠被押赴刑场时，没有一位百姓站出来为他求情，相反，人们奔走相告，争相目睹这位＂民贼＂的结局。 枪声响起，第一颗子弹精准地打在了陈兆棠的嘴上，他满口的金牙洒落一地。随后，又有十多颗子弹射入他的身体。有人说是13枪，也有人坚称是19枪。无论如何，那天的枪声，为陈兆棠的一生画上了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奏响了序曲。 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兆棠留下了一句饱含深意的遗言：＂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这位曾经的清官，似乎在死前看透了自己命运的轮回。他没有怨恨那些扣下扳机的革命军，也没有归咎于摇摇欲坠的清廷，而是承认了自己种下的＂因＂终于结出了无法逃避的＂果＂。 武昌起义的烽火，在1911年10月10日点燃后，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当革命的火焰烧到潮州时，民众们自发组织起来，点燃了知府大院的火把。这座曾经令人畏惧的权力堡垒，在一夜之间被愤怒的火焰吞噬。陈兆棠被愤怒的民众从府中揪出，交到了革命军手中。 ＂给他一个机会吧，只要付出十万银两就能保住性命。＂有人这样对陈兆棠说。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曾经为官清廉的知府拒绝了这一提议。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犯下的罪行，已经不是金钱能够赎回的了。 革命军对陈兆棠进行了简短的审判。法庭上，陈兆棠的罪行一桩桩被列举出来：在惠州三年杀人三千，在潮州一天可杀三百。法官扫视着台下愤怒的民众，宣布了死刑判决。 谁能想到，那位死于枪决的陈兆棠，曾是一个出身名门望族、备受期望的年轻人。他的父亲陈士杰是清朝鼎鼎有名的山东巡抚，曾在曾国藩幕府担任要职。家族显赫的背景让陈兆棠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晚清大儒王闿运亲自为他和兄弟们授课，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家族辉煌。 然而，命运似乎与陈兆棠开了个玩笑。与顺利进入翰林院的兄长们不同，他在科举道路上屡试不第。这种挫折感深深刺痛了陈兆棠的自尊心，他不得不选择另一条路——花钱买官。但计划赴任前，母亲去世，他不得不在家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再次买官，又因父亲去世再度离任。两次守孝结束后，他第三次买官，终于在四川云阳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在云阳、威远、大邑等地任职期间，陈兆棠确实表现出了一个好官的模样。他主持修建了经纬书院和平云书院，自掏腰包购置书籍，聘请名师教导学生。在威远县任职期满时，百姓们含泪相送，场面感人。一位当地老人回忆说：＂陈大人为官清廉，从不接受贿赂，百姓有冤屈找到他，总能得到公正处理。＂ 然而，转折出现在崇庆州剿匪时期。成都知府刘心源看中陈兆棠的能力，委派他前往匪患严重的崇庆州。陈兆棠采取了重赏告密、严惩盗贼的策略，本是无可厚非，但他为了迅速见效，不分罪行轻重，对所有盗贼都处以极刑。一年之内，他处死了300多人，其中不少人罪不至死。 与陈兆棠交好的知县黎承礼曾劝告他：＂一味杀戮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迟早会种下祸根。＂但陈兆棠并未听取这一忠告。他那种急于证明自己能力的心态，加上买官入仕的自卑感，让他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 陈兆棠的＂才能＂很快引起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注意。他被派往广西剿匪，组建了1500人的＂两广棠字全军＂。在广西，陈兆棠身先士卒，确实平定了不少匪患，但他对待俘虏的方式更加残酷——不管是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斩。 随后在广东任职期间，陈兆棠的残暴达到了顶峰。他在清乡政策实施中大开杀戒，在惠州任职三年期间，杀了3000多人。当时，广东匪患复杂，族人之间互相检举，贪官受贿诬陷良民，导致大量无辜百姓惨遭错杀。有一次，做小生意的罗宾二被土匪绑架，他父亲去报案，土匪却贿赂官员诬陷罗宾二为绑匪。陈兆棠不分青红皂白，将罗宾二处死。类似的冤案不计其数，百姓给他取了个外号——＂屠伯＂。 当陈兆棠的恶名传到恩师王闿运耳中，这位老先生痛心疾首，写信规劝他要注重教化，不能滥用刑罚。然而，陈兆棠的兄长陈兆葵却为他辩护，认为严刑峻法正是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