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一个姑娘出门办事，半路被日军抓走，受尽了非人折磨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笼罩在阴霾之下。1945年春天，广西荔浦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年轻的何玉珍正为家中患病的孩子焦急万分。为了给孩子买药，她不得不冒险前往镇上。谁知这一走，竟让她陷入了无尽的噩梦。

在通往镇上的路上，何玉珍突然被一群日本兵抓住。从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被带到了哪里？遭遇了什么？她还能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吗？与此同时，她留在家中的幼小女儿和年迈母亲又将如何度过这段煎熬的日子？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像何玉珍这样的普通百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她的故事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何玉珍出生于1921年6月21日，她的家乡位于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安民村官岩屯。这个偏远的山村被青山绿水环绕，村民们世代以务农为生。何玉珍的父亲何子然是一名普通的农民，母亲杨玉芬则操持着家务。在当时的农村，生育多个孩子是常见的情况，何玉珍家也不例外。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在那个年代，农村女孩的命运往往被传统习俗所束缚。何玉珍的两个姐姐都早早地嫁了人，大姐嫁到了杜莫桥头屯，二姐则嫁到了荔城古城岩屯。这些村庄虽然距离不远，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姐妹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何玉珍的童年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无忧无虑。在她10岁那年，父母决定让她成为邻村青龙屯廖家的童养媳。这种习俗在当时的农村并不罕见，往往是出于经济考虑。对于何玉珍来说，这意味着她必须离开熟悉的家庭环境，去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

在廖家，何玉珍的生活并不轻松。她既要承担儿媳妇的责任，又要当家里的佣人。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扫院子、喂养家畜、洗衣做饭，一天下来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何玉珍还是坚强地适应了新的生活，她勤劳善良的性格也得到了廖家人的认可。

时光飞逝，何玉珍在廖家度过了她的青春年华。18岁那年，廖家为她和廖云才举办了婚礼。这场婚礼虽然简单，但对何玉珍来说意义重大。从此，她不再是一个童养媳，而是正式成为了廖家的儿媳妇。婚后的生活给了何玉珍更多的责任和期待，她开始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婚后四年，何玉珍终于怀孕生子。这个男婴的降生给何玉珍和廖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然而，命运却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就在男孩长到两岁半的时候，他突然患上了重病。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何玉珍和家人四处求医问药，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失去孩子的痛苦让何玉珍心如刀割，她日夜以泪洗面，几乎难以承受这个打击。

正当何玉珍沉浸在丧子之痛时，又一个噩耗传来。她的丈夫廖云才被抓去当了壮丁，被送往前线与日军作战。一夜之间，何玉珍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何玉珍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她将自己的母亲从官岩屯接到了青龙屯廖家。1945年农历二月初二，何玉珍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孩。

新生儿的到来给何玉珍的生活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不愿意给她喘息的机会。就在孩子出生两个月后，小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何玉珍和母亲用尽了各种土办法，却依然无法控制孩子的病情。

面对这样的困境，何玉珍决定铤而走险，亲自去镇上为孩子买药。她不会想到，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让她陷入一场无法预料的灾难之中。

1945年4月9日，这一天注定要在何玉珍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清晨，天刚蒙蒙亮，何玉珍就起床准备出发。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带上了家里仅有的一些钱，就踏上了前往新坪镇的路。

这条通往镇上的路，何玉珍曾经走过很多次。平日里，这是一条安静的乡间小道，两旁是茂密的树林和广袤的稻田。然而，战争的阴霾已经笼罩了这片土地，使得这条熟悉的道路也变得危机四伏。

何玉珍走到莲塘屯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一群日本兵就从路边的树林中冲了出来。这支日军小队大约有八九个人，他们手持武器，神色凶狠。

日本兵二话不说就抓住了何玉珍。与此同时，另外几个同路的村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些村民中有两个妇女和四个男人，他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普通百姓，此行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是去镇上买东西，有的是去拜访亲戚。

日军将何玉珍和其他村民押送到了莲塘屯的小学校。这所简陋的乡村小学此时已经成了日军的临时据点。何玉珍和其他被俘的村民被关在一间教室里，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守。

在小学里度过了几个小时后，日军开始了新一轮的扫荡行动。他们打开了关押何玉珍等人的教室门，用牛绳将所有人的双手捆绑起来。这种粗糙的绳子勒进皮肤，让人痛苦不已。

被俘的村民中，有一位妇女叫韦绍兰，她来自桂东村小古告屯。韦绍兰比何玉珍年长几岁，在这危急时刻，两人互相安慰，给予对方一些力量。

当天下午，日军决定转移这些俘虏。一个日本兵负责押送何玉珍等人，他手持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这个日本兵用绳子像牵牲口一样将何玉珍等人连成一串，强迫他们向前行进。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四个被俘的男性村民突然奋起反抗。他们可能是觉得此时是最后的机会，否则一旦被带到日军大本营，就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这些村民虽然手被绑着，但他们依然勇敢地扑向了那个日本兵。

在一阵混乱中，村民们成功夺过了日本兵的刺刀。随后发生的场景异常血腥。村民们用刺刀狠狠地刺向日本兵，将其肚腹捅破，肠子和鲜血流了一地。日本兵倒在地上，很快就断气了。

然而，这短暂的胜利很快就被打破。日军的增援部队很快赶到了现场。这些日本兵看到同伴的尸体，顿时怒不可遏。他们用刺刀轮番将那四个反抗的男性村民刺死在田埂下。

鲜血飞溅到何玉珍和其他幸存者身上，这血腥的场面让她们惊恐万分，连话都说不出来。日军的残忍和暴力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她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

这次事件之后，日军加强了警戒。七八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分成前后两队，将何玉珍和其他两个女性俘虏夹在中间继续前进。日军显然决定将这些女性带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反抗事件。

经过长时间的跋涉，日军最终将何玉珍等人押送到了荔浦县的马岭镇德安村沙子岭屯。在这个偏远的山村，日军占据了一排大房子，将其改造成了临时的关押地点。

何玉珍和其他两个女性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里。这些房间既是牢房，也是日军实施暴行的场所。对于何玉珍来说，这里将成为她人生中最黑暗的地方，她将在这里经历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折磨。

就这样，何玉珍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夜之间变成了日军的俘虏。她原本只是想为生病的女儿买些药，却不想遭遇如此厄运。此时的何玉珍，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而她留在家中的幼小女儿和年迈的母亲，又将如何度过没有她的日子。

何玉珍被关押在德安村沙子岭屯的那排大房子里，从此开始了她最为黑暗的人生阶段。这些房子原本是当地富户的宅院，如今却被日军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慰安所＂。在这里，何玉珍和其他被俘的中国妇女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和侮辱。

每天清晨，日军士兵会强行将何玉珍从狭小的房间里拖出来。她们被迫穿上日本和服，这种穿着方式对于习惯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农村妇女来说十分不适。日军士兵粗暴地为她们梳妆打扮，仿佛在装扮某种展览品。

接下来，何玉珍和其他妇女被带到一个大厅里。这里原本可能是富户家的正厅，如今却成了日军挑选＂慰安妇＂的场所。日军军官们会像挑选牲畜一样审视这些妇女，然后随意指派给他们的士兵。

何玉珍每天都要面对无休止的凌辱。日军士兵们轮番进出她的房间，肆意妄为。这些士兵中有的还很年轻，甚至比何玉珍小很多，但他们的行为却毫无人性可言。何玉珍的身体很快就布满了伤痕，但日军并不在意她的痛苦，仍然强迫她继续接待更多的士兵。

在这个临时的＂慰安所＂里，日军还设立了一套残酷的惩罚制度。如果有妇女试图反抗或者逃跑，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何玉珍曾亲眼目睹一位妇女因为拒绝日军的要求而被活活打死。这种恐怖的氛围让所有被俘的妇女都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除了身体上的折磨，日军还对这些妇女进行精神上的摧残。他们强迫何玉珍等人学习日语，要求她们用日语回应日军士兵的呼唤。如果发音不准确或者反应不够迅速，就会遭到毒打。这种语言上的强制同化，进一步剥夺了这些妇女的尊严和身份认同。

日军还经常对这些妇女实施集体惩罚。有一次，因为一名妇女试图自杀未遂，日军便将所有的＂慰安妇＂集中起来，强迫她们赤身裸体站在院子里接受鞭打。何玉珍的背上留下了深深的鞭痕，这些伤疤一直伴随她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何玉珍和其他妇女还要面对各种疾病的威胁。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加上日军的肆意妄为，许多妇女感染了性病。然而，日军并不提供任何医疗救治。相反，他们会将染病的妇女单独关押，任其自生自灭。何玉珍亲眼目睹了几位同伴因病痛的折磨而离开人世。

食物短缺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日军只给这些妇女提供极少量的食物，往往是一些发霉的米饭和腐烂的蔬菜。何玉珍和其他妇女常常处于饥饿状态，但她们不得不强迫自己进食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最令何玉珍痛苦的是，她无法得知家人的情况。她时常想起自己生病的女儿和年迈的母亲，不知道她们是否安好。这种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加上每天所遭受的凌辱，让何玉珍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然而，每次当她想到家人时，又会强迫自己坚持下去。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何玉珍唯一的慰藉是与其他被俘妇女之间的互相支持。她们在极其有限的空闲时间里，会低声交流家乡的情况，互相安慰。这种同病相怜的情谊，成为她们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玉珍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身体虐待导致她体重急剧下降，原本健康的身体变得虚弱不堪。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落，皮肤上布满了各种伤痕和疮疡。然而，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日军仍然没有停止对她的凌辱。

就这样，何玉珍在这个人间地狱般的地方度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每一天对她来说都是无尽的折磨，她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然而，命运却在这时给了她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1945年9月初，何玉珍被囚禁在德安村沙子岭屯的日军＂慰安所＂已经近半年。这一天，＂慰安所＂内的日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他们频繁地进行秘密会议，并开始销毁文件。何玉珍和其他被囚禁的妇女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们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氛围。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9月3日晚上，一名年轻的日军士兵在值班时疏忽大意，忘记锁上了何玉珍所在房间的门。这名士兵可能是因为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而心神不宁，又或者是因为即将撤离而变得松懈。无论原因为何，这个疏忽为何玉珍提供了一线生机。

何玉珍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发现走廊里空无一人。她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沿着走廊前进。在经过其他房间时，她听到了同伴们微弱的呼吸声和啜泣声。何玉珍很想解救她们，但她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同时带走所有人。

当何玉珍来到院子时，她发现院子里的守卫比平时少了很多。剩下的几个守卫也似乎心不在焉，他们低声交谈着，目光时不时地望向远方，仿佛在等待什么重要的消息。

何玉珍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潜伏在院子的角落。她注意到院墙边堆放着一些木箱和杂物，这些可以成为她逃跑的掩护。何玉珍深吸一口气，等待着最佳时机。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爆炸声。守卫们立即警觉起来，纷纷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何玉珍意识到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她迅速地爬上木箱，翻过了院墙。

落地的瞬间，何玉珍感到一阵剧痛。长期的囚禁和营养不良使她的身体变得虚弱，这短暂的剧烈运动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但是，自由的渴望给了她继续前进的动力。

何玉珍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她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只知道要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夜晚的山林充满了未知的危险，但对何玉珍来说，这些危险远不及被日军抓回去可怕。

在黑暗中奔跑了不知多久，何玉珍的体力终于耗尽，她倒在了一片灌木丛中。就在这时，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狗吠声和日语喊叫声。日军显然已经发现了她的逃跑，并开始了搜捕。

何玉珍强忍着恐惧和疲惫，将自己埋在落叶和枯枝中。搜索的日军越来越近，何玉珍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有几次，日军就在距离她几步之遥的地方经过，但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发现她。

整整一夜，何玉珍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不敢有丝毫移动。直到天色渐亮，搜索的声音才逐渐远去。何玉珍小心翼翼地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一个陌生的山谷。

虽然暂时摆脱了日军的追捕，但何玉珍的处境依然十分危险。她没有食物，没有水，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她身上还穿着日本和服，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地区无疑是一个异常醒目的标志。

何玉珍决定继续向山里深入。她希望能找到一个村庄或者一户农家，寻求帮助。然而，长期的囚禁生活使她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在山林中转了一整天，她却始终找不到人烟。

饥饿和口渴开始折磨着何玉珍。她尝试着寻找可以食用的野果和植物，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靠喝溪水来维持生命。夜晚来临时，何玉珍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过夜，寒冷和野兽的嚎叫声让她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何玉珍继续她的逃亡之路。就在她即将绝望的时候，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鸡鸣声。这个声音给了何玉珍希望，她朝着声音的方向艰难地前进。

终于，何玉珍看到了一个小山村。然而，她并没有立即走进村子。她担心村子里可能有日军，或者有人会因为她穿着日本和服而误会她的身份。何玉珍躲在村子外围的树林里，观察了很长时间，确认村子里只有普通的农民后，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村民们起初对这个穿着奇怪、形容枯槁的女人感到惊讶和警惕。但当何玉珍用颤抖的声音说出自己的经历后，村民们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一位老婆婆立即将何玉珍带到自己家中，给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并提供了食物和水。

在村民的帮助下，何玉珍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安全。然而，她知道自己的逃亡之路还远未结束。日军仍在附近活动，她必须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此时的何玉珍已经没有了继续逃亡的力气，她只能暂时留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等待着战争结束的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到何玉珍所在的山村时，已经是9月中旬。村民们欢欣鼓舞，何玉珍却显得异常沉默。对她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可以回家了，但同时也意味着要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村民的帮助下，何玉珍踏上了回家的路。然而，当她回到家乡时，迎接她的并不是想象中的团圆场景。她的母亲在日军入侵时就已经去世，而她的女儿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也在不久前离开了人世。何玉珍的丈夫虽然幸存下来，但在得知妻子被日军掳走后，已经另娶他人。

失去了家人的何玉珍，在家乡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存在。人们对她的遭遇既同情又鄙视，有些人甚至认为她＂失贞＂是自愿的。这种偏见和歧视让何玉珍无法继续在家乡生活下去。

1946年初，何玉珍听说南京正在筹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分庭，专门审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她决定前往南京，为自己和其他受害者讨回公道。

然而，何玉珍很快就发现，要在法庭上为＂慰安妇＂问题发声并不容易。首先，她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是＂慰安妇＂，但日军在撤退时已经销毁了大部分相关文件。其次，当时的社会对＂慰安妇＂问题还存在诸多忌讳，许多人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不应该公开讨论。

尽管如此，何玉珍并没有放弃。她开始四处寻找其他幸存的＂慰安妇＂，希望能够集体起诉日本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她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包括一些律师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帮助何玉珍整理证据，准备法律文书。

1947年，何玉珍和其他几位幸存者终于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分庭提交了起诉书。然而，法庭并没有立即受理这个案件。一方面是因为证据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慰安妇＂问题在整个战争罪行审判中并不被视为重点。

在等待法庭回应的日子里，何玉珍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在南京找到了一份工厂工人的工作，虽然工作辛苦，收入微薄，但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在工作之余，她还经常参加一些民间组织举办的活动，向社会讲述＂慰安妇＂的遭遇，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1948年，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分庭的工作被迫中断，何玉珍的诉讼也陷入了停滞。随着局势的变化，许多与何玉珍一起奔走呼号的人纷纷离开了南京，有的回到家乡，有的去了台湾或其他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何玉珍原本以为新政府会重视＂慰安妇＂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诸多内政外交问题，＂慰安妇＂赔偿问题并不在优先考虑的范围内。何玉珍的诉讼再次陷入了僵局。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何玉珍一直在默默地为＂慰安妇＂问题奔走。她写信给政府部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尝试联系国际组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她的努力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的日益关注，＂慰安妇＂问题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1991年，韩国的一位前＂慰安妇＂公开站出来指证日本政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给了何玉珍新的希望。

1995年，已经年过古稀的何玉珍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就＂慰安妇＂问题向日本政府索赔。这一次，她的诉求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一些律师和学者开始帮助她收集证据，整理档案。同时，一些媒体也开始关注她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慰安妇＂的遭遇。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时间久远等原因，何玉珍的诉讼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直到2000年，中日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设立＂亚洲妇女基金＂，为受害者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和医疗援助。虽然这距离何玉珍最初的诉求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是一个开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何玉珍仍然没有停止为＂慰安妇＂问题奔走。她参加各种纪念活动，接受媒体采访，向年轻一代讲述那段painful的历史。虽然她没能等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但她的努力为＂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推进了一大步。

2005年，89岁的何玉珍在南京去世。她的一生，既是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悲惨遭遇，也是整个民族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缩影。她的故事，成为了＂慰安妇＂问题的重要见证，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