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军的发展史，大部分资料都是从装备、战术、组织、人员等角度解析的。但是，很少有人从经济层面去分析这个问题。

都说我军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的穷、如何的弱，但是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吃饭的钱哪来的？

战场上缴获的枪炮，可以用很久；缴获的衣服，也可以穿很久。但是，战场上很难缴获粮食。就算是伏击到了敌人的后勤部队，缴获了部分粮食，也不能长久保存。至于更紧俏的物资（比如药品），那就更难缴获的到。更主要的是，人类几千年以来，没有哪支军队是靠纯缴获来生存的。就算是当年的游牧民族，靠着劫掠中原为生，也得自己解决战争工具的问题（比如马匹）。我军不是天兵天将，也要吃喝拉撒，这些都需要钱。我军还执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政策，那平时用的钱都是哪来的呢？战争的背后是经济，本文我们就从经济的视角看一下，我军在红军时期是怎么发展的。

1928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此时的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国民党军的围剿，而是吃饭问题。井冈山是山区，没有工业，没有发达的农业。当地的老百姓养活自己都勉强，再加上近万的红军，形势就更严峻了。此时的红军，已经确立了团结农民闹革命的方针。于是，井冈山附近的地主就成了首批革命的对象。红军下山，到各个村了解情况。根据压榨百姓的程度，将地主、豪绅划分等级。作恶多端的，手上有人命的直接枪毙，财产全部没收。剩下的根据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轻者警告罚款，重者没收土地等。这个做法，不仅筹到了足够的粮饷，还让老百姓感到了红军跟其他武装的不同，提高了百姓参加红军的积极性。至此，红军在井冈山算是初步站住了脚。

老百姓参军积极性提高，红军的队伍也逐渐扩大，对粮饷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周边的土豪地主也被打的差不多了，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井冈山的封锁，筹措粮饷也越来越难。于是，红军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在这之前，红军跟其他旧式军队一样，实行的是军饷制度，也就是按月给士兵发工资。这种制度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士兵的意识里自己为了军饷打仗。那么军队一旦没钱发不出军饷了，部队就会哗变。这在国民党军队和那些军阀里，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所以，这次红军决定废除军饷制度，改成供给制。即红军不再发军饷，但是士兵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公家来负责，最多发一点津贴当零用钱。这样改革的好处，就是让红军士兵意识到，他们不是为了军饷参军打仗，而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是为了保护革命的果实，保护父老乡亲脚下的土地，而不是为了领那点银元。而且，这样的改革，相当于做了一次筛选，把那些革命意志坚定，愿意为了理想和信念而战的战士留下，更加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这次改革后，井冈山上的红军数量从1万人减少到5千左右。短期看，战斗力是受到影响的。但是从长期发展来讲，这是绝对有利的。因为部队被提纯了，留下的是钢，精钢。

当然，客观困难还是存在的。国民党的封锁没有解除，附近的土豪也被打干净了。如果不把农民运动扩大到别的地方，红军的生存依然很艰难。转机在1929年出现。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的注意力从井冈山移开。趁着军阀混战的时机，红军立刻从井冈山打了出去，冲到了福建。红军把在井冈山打土豪的方式复制到了福建，一同操作下来，筹集了大量的钱粮和物资。但是，不要以为红军只会打土豪。因为打土豪只是短期解决问题，要想长期发展，还得自身造血。

无论是在哪里建立了苏区根据地，红军把土豪的田分给百姓后，都会大幅度降低赋税。国民政府、地主老爷定的那些七七八八的税目，都会被红军铲除。红军一开始只征收农业、商业和工业三种税。考虑到根据地的工业实在薄弱，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基本都把工业税免除了。农业税和商业税，收的都是累进税。意思是你有收成或者收入，且达到一定的额度，才需要交税。农业税，富农和贫农的征税标准有不同。当时规定，农产品平均每家每人年收成四石（1石125斤）起征。共分为十二个等级，即四担至十五担，其中四担收税1%，十担收税8%，十五担收税16.5%。对于富农则从两担起征，税率为1%，超过2两担后也有相应的税率。商业税，200元以下免征，200元以上则分为13级税率累进征税，税率为2%至 18.5%，资本在10万元以上税率另定。相比国民党的苛捐杂税，红军的税收可就轻了太多。如此一来，苏区的农业和商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刺激，快速发展。并且，因为苏区的税收低，国统区的商人也很愿意来这里做生意。人来人往，物资流通，税收进一步提高。红军初步实现自我造血。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并开始发行苏区纸币。这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能成立银行，说明苏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财富。而且，苏区手里有了大量的黄金、银元、银角等硬通货，作为准备金，用于跟苏区纸币挂钩（就跟后来的美元跟黄金挂钩一样的逻辑）。发行纸币，苏区开始玩金融了。红军占领的是农村，虽然工业不行，但是农业发达。周边国统区的城市想要购买苏区的粮食、布料等物资，必须用苏区的货币购买。那么，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国统区也得认可苏区货币，否则就饿死吧，或者从更远的地方调粮食来。那么苏区就可以拿着自己印的钱，去国统区购买自己想要的工业物资，比如金属、药品、衣服，甚至是武器等。当然，这个钱不能随心所欲的印，否则会造成通货膨胀。苏区发行纸币时，时刻遵循一个援助——货币锚定物资。有多少物资，就发行多少货币。这个经济规律，国民党直到败退台湾之后才想明白。有了强大的货币体系，再加上给力的税收政策、商业政策，苏区的经济进一步繁荣。这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

红军有钱了，士兵的待遇就更好了。再加上红军实行官兵平等的政，从不打骂士兵，还教人读书识字，苏区的青年参军意愿更强烈了。注意，参加红军完全是自愿的，跟国民党拉壮丁的方式完全不同。被拉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参军，为什么打仗，为了谁打仗。但是红军士兵不一样。他们拿到了土地，吃到了饱饭，感受到革命的成果。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再被地主抢去，为了保卫这些革命的果实，到了战场怎么会不拼命？这种意识上的差距，才是红军战斗力的保证。红军前期数次反围剿胜利，表面上是军事上的胜利，背后却是政治、经济的衬托。

前面提到了，苏区前期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农业和商业。不过到了1933年，工业收入占据了苏区全部收入的70%，这是怎么回事？苏区主要的范围是江西南部，这里工业不发达，却产出一种稀有的矿产——钨。钨可以有效的提高钢材的硬度，是制造穿甲弹、坦克防弹钢板不可缺少的材料。30年代初期德国急剧扩军备战，生产大量的坦克，对钨的需求量很大。而德国自己又没有钨矿，于是就找中国买。在出产钨矿的中国南方各省份中，尤其江西南部地区的钨矿产量最为丰盛。当时，国民党曾做过统计，赣南的钨矿产量占到了全国总产量的七成之多。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相当一部分赣南钨矿被纳入了苏区的管辖。不过，红军也面临一个问题，在敌人的包围下，怎么把生产出来的矿卖出去？军事上无法突破，那就想其他的办法。苏区瞄准了南边的军阀——控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

1933年5月，陈济棠与德国在广州签订了一份易货协议。协议规定，陈济棠以中国的原材料交换德国的工业品，协议总额高达2亿马克。陈济棠需要提供的原材料，就包括钨矿。陈济棠是个聪明人，没有选择强攻苏区以占领赣南的钨矿，而是答应跟苏区合作。由陈济棠负责从苏区手里购买钨矿，然后再转卖给德国。根据后来的资料估算，在长征之前的两三年的时间里，苏区至少出产了4000吨的钨矿，销售额达到400多万银元，几乎占据了苏区全部财政收入的70%。所以说，在第5次反围剿之前，苏区以及红军的日子是相当滋润。如果不是后来那一系列的失误，红军是可以在湖南东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长期生存并发展的。

不过，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赣南钨矿的巨大利益，蒋介石加大了封锁、围剿苏区的力度。第4次围剿后，国民党严格禁止往苏区贩卖盐、洋油、药品等苏区不能制造，又必需的物资。一旦被查出来，立即枪毙。对于苏区的粮食农产品，也不允许卖出。这一正一反，导致苏区的食盐等物资价格暴涨，粮食价格暴跌，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此时的红军人数又急剧扩大到了近20万人，后勤压力又骤然增加。为了改善经济情况，苏区又捡回了打地主的办法。但是地主之前已经被打的差不多了，于是打击对象扩大到富农。这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降低，进一步恶化了经济情况。于是，苏区又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又崩塌了。军事上，从原来的游击战、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战术，变成了阵地战、跟敌人硬杠、打大城市，连连受挫。短短1年多的时间，苏区的经济、货币、军事体系，全部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