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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至10月间爆发于湖北境内的援鄂战争，是北洋政府统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争。

它是湖北地方势力和湖北人民与鄂督王占元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是湘军、川军、直军（吴佩孚)出于自身的需要，力图通过这场战争来解决各自的内外矛盾的产物。这一战争的爆发的原因，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

1、“驱王运动”的缘起

湖北督军王占元是旧直系健将，因在直皖战争中助直削皖有“功”，荣任两湖巡阅使而与曹、张并列为北洋三巨头之一。

然而王占元的贪婪比其他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蹂躏鄂省8年，“喝兵血”、“贪公款”、“调售铜元”、“垄断军服”、设立“信城公司（售皮货）”、“霸占良田”等，无所不用其极，“腰缠三千万元”。与此同时，“而鄂省财政则完全陷入危机”，“所有实业、教育、行政、司法各业皆停顿”。这引起了鄂省绅商的极度不满，鄂人对王切齿痛恨。

王占元为了巩固自己在湖北的统治，企图以姻亲关系、私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来维持。

1920年8月3日，在王的推荐下，徐世昌下达了两道任免令：

“湖北省长何佩瑢著免职来京另候任用”，“特任孙振家署湖北省长”。

何佩瑢是湖北建始人，因通皖之嫌被解职。孙振家是王占元山东馆陶同乡，又是儿女亲家。此令一出，鄂人极力反对，以湖北旅京同乡会和湖北省议会为中心，掀起了“拒孙”运动，誓非请北洋政府收回成命不可，“力持鄂人治鄂主义”。

在当时的湖北，王占元任大批鲁籍人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严重排斥了本地绅商的政治利益。王占元曾说：“予待鲁人不薄，湖北六十九县，吾鲁人已占四十九。”

故湖北名流孔庚等视为“竟遭亡省之惨痛”。

而今，又任命孙为省长，无异于火上浇油。

北洋政府“见舆情之不可过于拂逆”，作出让步，于9月19日下令“特任夏寿康为湖北省长”，“任命孙振家为京兆尹”。王占元对此“坚不同意，迭电请假，以事挟制…综计前后狡谋，王督以二三爪牙，为抗命拒夏之利器”。

至此，事态更加微化，运动矛头转而直指王占元，鄂人通电表示：“今欲达拒孙目的，非去王不可。”

驱王运动自此发端。

2、兵变的背后

鄂人驱王不仅因拒鲁人一事，还在于其他问题，而湖北境内多次发生兵变，则是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

王占元督鄂，大肆扩军，使其所部鄂军扩充到两个师七个旅，而他则以克扣军饷作为谋取钱财的重要手段之一。王占元以筹军饷为名，除多次增收盐税外，还大量添印湖北官票，“约计票额三千五百万串”，“加印已至七八千万串”，并且“向商人勒索达数百万元巨款”，还向汉口银行团借款200万元。

当时鄂省驻有主客军约10至12万，每月军费约70余万（有人说100万)元，皆由省财政厅筹措。王即以筹集军饷为名，向湖北人民攫取大量钱财，但所取之款，绝大部分为他化为私有。王的部队竟有欠饷达七八月之久的情况。两年来，王占元吞蚀军饷达千万元，致使军队“枵腹从戎”，逼成兵变。

据记载，自1920年至1921年6月，先后有天门、钟祥、鄂城、黄州、广济、阳新、蒲圻、罗田、英山、崇阳、沙市、宜昌、武昌、沙洋等地20余处兵变。变兵所到之处，奸掠抢烧杀无所不为，其中尤以宜昌、武昌两次兵变祸害最烈。

1920年11月29日宜昌兵变，使“全埠中国商家无一幸免”，“官钱局、造币厂亦付一炬”。1921年6月8日武昌兵变，连省署、省议会、王氏督军署均遭袭击，“金店、钱庄、银行、缎号、洋货铺等，悉兆焚如，精华悉尽”。“共计公私财产损失数千万，死伤约数百人，洪杨以后，无此浩劫。”

而且，所变之兵，即督军王占元亲率之第二师；兵变之地，即王氏所在之省城—一武昌，“民怨沸腾，驱王之呼声叠起”。

王占元把兵变作为发财机会，胁迫商民筹饷。

正是“屡变屡垫”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军绅关系的崩溃。武昌总商会在致政府电中愤怒指出：“王所部军队，抢劫我财产，杀戮我人民，我人民希望官吏保护之心至此已绝。”

王占元为维持岌岌可危的军事统治，于兵变次日，在督军署内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处置变兵办法。他密令部将刘佐龙在孝感采取“悉数截获，明正典型”的灭绝手段。“该变兵一千七百名，遣送至孝感，预伏机枪，一律击毙，幸逃无几。”

如此大规模的枪杀变兵，在北洋统治史上是罕见的。

宜、武兵变发生后，湖北人民奔走呼号，要求严惩王占元，驱王自治运动进入新的高潮。

3、何以援鄂只有湘、川？

1921年6月9日，湖北旅京同乡会在京召开大会，推举张化谦等14人为代表，赴府院请愿，要求“即日撤换王占元，然后依法惩治。”北洋政府则答以“至王占元之地位，议决不更动”。

7月8日至22日，湖北旅京同乡会连续召开驱王自治大会，再向国务院请愿，靳云鹏再答以“就法律论，王占元应当罢免；就事实论，尚未到罢免时机”。

因此，“鄂省人士知事之解决不能求助于政府也”，遂把驱王自治运动的重心放在本省，尤其武汉地区。而当时湖北虽于1921年7月22日成立了湖北自治军，许多县风起云涌，渐有成武力驱王之势，但单恃自治军，恐难短期奏效。“于是不惜破坏，出其最后手段，乞援于邻”。

由于河南赵倜兄弟的豫军受吴佩孚控制，吴已表明不赴援鄂，奉系鞭长莫及，广东孙中山为粤桂战争所缠，难以北伐，因此当时可以援鄂者只有湘、川。

所谓“援鄂”，是对三方面而言，即湖南、四川两省出兵援助湖北自治；吴佩孚则出兵援助鄂督王占元，“驱逐湘、川军出鄂”，占有鄂省地盘。

1920年7月谭延闿通电首倡自治时，曾郑重宣言：“湘人实行自治，以树联省自治之基，不受何方之干涉，亦不侵略何方。”

然而自治虽暂时解决了外争，却不能解决内讧。湘军自驱逐张敬尧后，谭、赵、程三派立即发生内争，经过一番倒谭排程的激烈倾轧后，赵恒惕出任湘军总司令，成为湖南的统治者。

然而赵并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局势，当时湖南12个防区的司令视防区为独立王国，截留税收，任用私人，把持行政。而湘军正规军亦由一师三旅扩编为二师十独立旅，其中谭、赵势力各占一半。

赵不但军令政令不能统一，且要时刻提防谭派军人“谋反”。所以，解决内争的办法，就是向外扩展。

与此同时，湖南还面临着其他许多问题，诸如湘省自治后，财源枯竭，军饷无着等等。而湖南对湖北又有着很大程度的依赖，湘军所需军火必须到湖北的汉阳兵工厂购买；湘米出口亦须经过湖北。因此，湘赵十分垂涎鄂省地盘。鄂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展开了“乞援”活动。

1921年7月，施洋、孔庚、蒋作宾、李书城相继到了长沙，大力运动湘省朝野兴师援鄂，当时的舆论界将湖北人士在湘活动称之为“效秦庭之哭”。

他们大肆宣传，许以重利，说湘军援鄂驱王后，汉阳兵工厂可源源供应湘军军火，“湖北以后协助湘军两个师的军费”。这些宣传，对本来就有扩张野心的湘军有极大的诱惑力，而且还为湘军出兵“侵鄂”提供了借口。

在湘军中，两大主将宋鹤庚师长和鲁涤平师长早有图鄂之心，因此对“援鄂”最为热心。

但赵恒惕却抱有三种顾虑：

(1)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2)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名不正而言不顺”；(3)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出于以上考虑，湘赵犹豫不决。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赵建议：

(1)将夏斗寅的鄂军团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2)派葛豪疏通吴佩孚使其保持中立。

正在此时，熊克武于6月23日来到长沙，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问题。在熊克武的游说并许以川军相配合的情况下，赵恒惕鉴于时局、财政、地盘多种因素，以及部将的“请战”情绪，粤桂战争胜负形势判然，又得到吴佩孚对驱王的“默许”，湖南国民党政客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故决定孤注一掷，出兵“援鄂”自治。

这时候的赵恒惕，再也不怕背离自治精神，反而解释道：

“湖南既以自治号召天下，为自治而战，亦名正言顺。”“我湘之于各省自治，实负有督促进行之责，义至正任至重也。”

把“自治”这个保境安民性质的口号变为向外扩张的法理根据。

“援鄂战争”的第二方是川军。四川的情况和湖南相同，自治并不能解决川军内部的团结统一，熊克武与刘湘这两大系统并存的局面，是难以持久的。

刘湘最初对援鄂一事不甚积极。一方面他不敢开罪直系军人吴佩孚，另一方面认为“援鄂”不一定能解决川军内部的统一问题。

因此，当一军军长但懋辛根据熊的指示将援鄂计划书呈报他后，“刘置之月余不问”。但鄂西总司令、刘的同窗潘正道劝说刘湘道：

“如能占领宜（昌）沙（市），款项可得若干，不可令一军独享其利。”

在潘的劝说下，刘直到8月3日才致电川军将领征求援鄂意见，四川与湖南一样，也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出师之名：

“吾川人既已倡导自治，此后决非闭关自守所能保持，今兹援鄂，正为我川人自卫计”；“吾川人非重寻旧日南北问题，而实尽忠于联省自治主义，非欲武力解决时局，乃欲以联省自治解决中国武力也”。“确认此次战争，为联省自治者与武力征服者之战争。”

4、吴佩孚的援鄂野心

“援鄂”的第三方是直系军人吴佩孚。

吴出兵“援鄂”有两方面的原因：

(1)直皖战争后吴佩孚成为倡“武力统一”最力者，而联省自治无疑会妨碍“武力统一”计划，所以吴绝不能允许自治运动得以发展。

当鄂人首先赴洛请愿于吴，请其协助驱王自治时，吴严词拒绝：“要是各省军政都归各省自己办，那么中国不成了五胡十六国了么？”

他在与刘湘辩论联省自治函中，痛斥说：

“本省且不能自治，而犹颜日：‘吾欲援助他人自治，天下宁有是理耶？”

关键是鄂省地盘对直系扩张——武力统一的至关重要。

(2)王占元与曹锟、吴佩孚虽同属直系，但随着冯国璋和李纯的相继去世，旧直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王与曹、吴为首的新直系既没有历史渊源，又没有形成整体。1920年6月，王升任两湖巡阅使，与曹、张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且倾向于奉系，与奉系一起形成了对新直系的钳制态势。王对于曹、吴无疑是一股异己力量。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面增强直系实力，打破直皖战争以来直、奉势力相对平衡的状况，解除王、张形成的对直系的钳制态势，抑制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巩固北洋政权对湖北的控制和在江南的势力，直系必须介入这场战争，夺取湖北地盘。

1921年7月中旬，在王占元急求援助情况下，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决定出兵“援鄂”。吴佩孚态度十分坚决，认为“这不是湖南与湖北问题，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助长南人反对北人的气焰，非把他们赶回去不可”。但他的“援鄂”不是援王氏的“鄂”，而是为了扼制南人北进，企图占鄂，平湘征川。

5、“援鄂”战争的3个阶段

1921年7月26日，湘军举行“援鄂自治军誓师大会”，兴师“援鄂”。

湘军作战部署分三路进攻：

正面由岳阳、临湘，以攻蒲圻等属，以鄂军团为先锋队，鄂司令夏斗寅为先锋司令官，率队先进，第一、二师继之；右路由平江以攻通城，由第一混成旅担任，即以旅长叶开鑫为指挥；左路由沣县以攻公安、松滋，以第八混成旅担任，即以旅长唐荣阳为指挥。至三路总指挥则为第二师师长鲁涤平，援鄂总司令则为第一师师长宋鹤庚。

7月29日午三时，夏斗寅率部由路口铺五里牌出发进攻羊楼司，援鄂战争正式爆发。

“援鄂”战争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21年7月29日至8月11日为第一阶段，是湘赵与鄂王之间的战争。

战事发生后，王占元一面电告北洋政府：

“此乃吾北洋系生死问题，绝非占元一人地盘关系”，要求政府“全力援鄂”。

一面将鄂军兵分三路抗敌：

任孙传芳为前敌总司令兼中路司令，率第十八师、第三十六旅和三十旅全部，以羊楼司、赵李桥至蒲圻为第一防线；任刘佐龙为左路司令，布防于咸宁、汀泗桥为第二防线；任王都庆为右路司令，以山坡、土地堂为第三防线。主战场在羊楼司。

但经过宜、武兵变后的鄂军，根本不堪一战。湘军于7月29日占领羊楼司，31日攻占洋楼洞和赵李桥，8月2日占领通城，8月4日攻占蒲圻。8月5日，鄂军开始溃退。8月9日湘军右路攻克崇阳，同日，湘军左路攻克嘉鱼，武汉危在旦夕。

在这期间，王占元多次请吴佩孚出兵救援。吴虽然令萧耀南率领二十五师、靳云鹗率第八混成旅大举南下，布防于武汉、咸宁，但并不参战。萧耀南在以援鄂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布告中，只是要求“尔商民人等安居乐业”，对于援鄂一事只字不提。

8月5日，王占元通电指责吴佩孚：

萧总司令全师来汉已逾五日，经占元渡江两次敦请，萧总司令亦慨允赴援，奈（何)原定计划，非各军到齐，不便前进。新旅已开赴茶庵岭（驻）扎，因不得总司令（指吴佩孚）命令，亦不能参加战斗。助尽援绝，何能持久？现（已）电呈中央，坚请辞职。

王占元在前线失利，直军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曾数电中央辞职，以为要挟。同时派策士杨文恺赴保定面见曹锟，希望得到曹的支持，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

曹回答说：“子春二哥可以歇歇了。”8月9日，徐世昌也下达数道任免令，“准免王占元本兼各职”，“特任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特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特任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至此，王的各种希望尽绝。

11日，王占元正式通电辞职，同日，萧耀南接印就任湖北督军。以驱王为目标的援鄂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从8月11日至9月1日为“援鄂”战争的第二阶段，是直吴与湘赵之间的战争。

吴佩孚就任两湖巡阅使后，为了稳定既得权力，“极力主张调和…连日与湘省订立条件，和平解决…吴氏力劝（鄂）省议会，实行宪法，与西南各省为联省之自治，并以种种有利于湘之条件，予以确切之保证”。

8月9日，吴又指示萧耀南致函赵恒惕，希望双方“务推诚接治，俾乃和平解决”。

同时，黎元洪、周树模、熊希龄等两湖名绅也联名通电力主湘直双方“尽可彼此协商，何必煮豆燃箕，诉诸武力。务望约束所部，静候双方和平解决”。

赵恒惕对于援鄂本来就有顾虑，在直军大举援鄂，湘军战后较为困顿的情况下，对“和平解决，极所赞同”。并“令各军停止前进，静候和平解决”。

然而，以宋鹤庚、鲁涤平为首的湘军将领绝不肯就此罢战，因为他们希图通过“援鄂”解决的问题几乎全没有解决。

而北洋政府也不愿停战言和，总理靳云鹏认为：

“南人行同禽兽，万不可以仁理喻”，指使其弟靳云鹗“莫论其和不和也，但求杀尽鼠辈而后已”。

湘直一战，势在必行。由于战事已不可避免，吴佩孚一改和平解决之初衷，致电湖北各团体：

“湘省藉名驱王侵鄂，称兵蒲嘉一带，现王使已辞，尚复进逼不已，实属破坏大局。佩孚准即日启程来鄂，实行武装调解。”

8月12日晚，吴抵达汉口，亲自布置作战计划。吴自兼前敌联军总司令，萧耀南为前敌联军总指挥，张福来为前敌直军总指挥，卢金山为鄂西防敌总司令，赵荣华为鄂西总指挥，萧安国为鄂东前敌司令，方本仁为鄂东后方司令，孙传芳率原部第二师开往宜昌。

此时开达湖北的直军已近3万人。

18日，吴佩孚要求湘军退出鄂境，被拒，湘直战争爆发。“惟是时湘军之在前敌者，人数虽达四万，而枪枝则甚缺乏，又以强驽之末，与生力军敌，终非易事，以故节节失利”。

19日，吴佩孚率军向湘军猛烈进攻，激战于汀泗桥，并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海军第二舰队攻新堤。之后，湘军节节败退，连失嘉鱼、蒲圻。

27日，直军突袭岳州，“是役，湘军以首尾不应，遂大败”。

28日，前敌直军总指挥、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及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部合力攻占了岳州。岳州的失守，导致湘军全线崩溃。

29日，赵恒惕至吴巡阅使处乞和，9月2日，在英领事安排下，吴、赵在英国军舰上举行会谈。双方均谓此次大战是“绝大误会”，声明“湘鄂业已休战议和，停止战事”。

10月11日赵恒惕与吴佩孚签订了实为“城下之盟”的和约。这样，一场大血战，便化干戈为玉帛了。

从9月1日至12月12日为“援鄂”战争的第三阶段，也就是直川战争。

川军因刘湘的延误及消息闭塞，直到援鄂战争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才出动。川军以刘湘为援鄂军总司令，但懋辛任副总司令。

由刘湘系统的第二师唐式遵部、熊克武系统的第二混成旅张冲部以及刘湘的警卫团组成川军援鄂第一路军，唐式遵任总指挥。由第一师、第五师、第六师组成第二路军，但懋辛任总指挥。

张冲将所部编为两个混成支队，刘伯承任第一支队支队长，为张部主力。张冲部担任南岸，唐式遵部担任北岸，顺江东下，会攻武昌。川军在相继攻占秭归等地后，于8月底逼近宜昌。

9月4日，刘伯承率一支队经数日激战，全歼南岸守军，俘获700余人。而北岸唐式遵部却屡攻不克。此时，驻宜昌英、美、日三国领事以保护侨商为名，出面调停，使川军一度停止进攻，为吴佩孚作了缓兵之助。

9月15日，北岸川军一度攻入宜昌，当天吴佩孚由沙市赶到，亲率卫队反攻，将川军击退。17日，张冲留一营兵力于南岸，其余渡江增援北岸。23日，直军在海军配合下猛攻南岸，24日南岸失守。当夜，北岸川军也全线退却。10月中旬，援鄂川军奉命扼守湖北巴东县境内的西襄口一带，与直军对峙，战争呈现停止状态。

12月22日，刘湘的代表张梓芳与吴佩孚的代表孙传芳在宜昌进行和谈，拟定和议草案十七条。其主要内容为川鄂两军，各退还原来驻地，北岸鄂军退至巴东、秭归，川军退至巫山，各守边境；川盐销鄂问题，另定税则，由两省平均支配。1922年3月13日，川鄂和约正式签字，川军援鄂总部行营随之裁撤。

“援鄂”战争是一场以吴佩孚为代表的主张“武力统一”的北洋军人与以赵恒惕、刘湘为代表的联治派之间一次军事上的较量。

在战争中，湖北虽达到了驱王的目的，但逐走了贪婪无度的王占元，却换来了穷兵黩武的吴佩孚和强悍专横的萧督军。湘赵是“援鄂”战争中失败最惨的一方。正如赵自己所说：“不特自治主义未克发挥，竟至丧师失地。”

湘军不仗死伤人数逾两万人，并且军事重镇岳州，也为直军占据，使湖南处于北洋势力的直接威慑之下。

援鄂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吴佩孚。吴佩孚控制了湖北，解除了鄂王与奉张对直系的钳制态势，扼制了湘川及西南、广东，增强了直系集团在北洋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奠定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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