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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篇目里,经常提到宋国,仿佛宋国能认清自己的定位,甘于做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陪衬。但其实在两位霸主过渡的空窗期,宋国也曾试图争霸。那位试图争霸的宋国国君,便是宋襄公。宋国是根正苗红的商朝后裔,开国国君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早在商纣王衰败、周文王姬昌崛起的时候,微子启便认为大祸将至,劝谏商纣王修身养德,团结大多数贵族,保住商朝的六百年江山。但商纣王不听,说了一句:“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把商朝的命运寄托于上天垂幸。微子启见商朝不可挽回,便逃离朝歌。
等到“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微子启又回到朝歌,代表商朝向周武王投降,周武王恢复了微子启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并册封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为诸侯,管理商朝遗民,祭祀列祖列宗。“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坦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启没有和比干一样给商纣王尽忠,商朝灭亡后也没有殉国,极有可能是希望给周朝做带路党,取纣王而代之。但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周武王没有满足他的愿望。
周武王驾崩以后,周成王继位,周公旦辅政。管叔鲜和蔡叔度不服周公旦,便鼓动武庚禄父共同起兵,准备攻破镐京取而代之。周公旦见周朝有覆灭的危险,被迫出兵东征,诛杀武庚禄父和管叔鲜,流放蔡叔度。经过这场战争,商纣王和武庚禄父的大位终于空出来了,而商朝遗民需要管理,列祖列宗需要祭祀,周公旦便封微子启为诸侯,建立宋国,继承商朝的国祚。
直到此时,微子启才兑现了投降周朝的红利,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微子启受封的时候,周公旦以周成王的名义,给微子启颁布了《微子之命》,可以视为宋国的立国法统,其中有这么两句——“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与国咸休,永世无穷。”“上帝时歆,下民袛协,庸建尔于上公,尹兹东夏。”
这两句话意味着,宋国是周朝的宾客,而不是臣属,微子启的爵位是上公,任务是帮助周朝镇守东方。可以说,在周朝的各诸侯国里,宋国的政治特权虽然不如齐国,但也是地位超然的国家。后来,微子启薨逝,按照商朝“兄终弟及”的传统,册立其弟微仲继位,但微仲薨逝以后,又按照周朝“父死子继”的新规定,传位给亲子宋公稽,宋国的国君之位,就此留在微仲一系。
经过微子启、微仲、宋公稽等十六位国君,宋国君位终于传给宋闵公。宋闵公是宋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公元前684年,齐国和鲁国爆发“长勺之战”,鲁庄公用曹刿的战术,击败初出茅庐的齐桓公。
同年夏,齐桓公和宋闵公组成联军,讨伐鲁国,鲁庄公又用不遵礼法、不讲武德的战术,在乘丘击败宋军。宋闵公不服,便于次年单独统兵伐鲁,结果鲁庄公不等宋军列阵,就向宋军发起进攻,宋军再次大败。经过这两次战败,宋国和鲁国便结下仇怨,逐渐站在齐国一边,追随齐桓公争霸天下。公元前682年,宋国爆发内乱。
宋国大夫宋万诛杀宋闵公、大夫仇牧、太宰华父督,执掌宋国军政大权,随后萧国和曹国出兵干预宋国内政,驱逐宋万,拥立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为国君,史称宋桓公。刚继位的时候,宋桓公不愿意做齐桓公的附庸,便有些反复,背叛了“北杏会盟”,齐桓公为了进取中原,直接出兵讨伐宋国。
经过这次战争,宋桓公彻底臣服了,开始继承宋闵公的“亲齐”路线,追随齐桓公东征西讨,为齐桓公的霸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关于宋桓公追随齐桓公的记载,《春秋左传》里比比皆是,时间跨度非常长——“庄公十六年夏,宋人、齐人、卫人伐郑。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庄公十九年冬,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庄公二十六年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公会齐人、宋人救郑。”“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
从这些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来,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宋桓公始终追随在齐桓公左右,不离不弃,忠诚不渝。既然每次齐桓公出兵征伐,宋桓公都积极响应,每次齐桓公召集会盟,宋桓公都是排名第二的人,那么齐桓公和齐国成为维持天下秩序的霸主以后,宋桓公和宋国也顺理成章的成为霸主阵营的二当家。可以说,宋国的“亲齐”路线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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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51年,宋桓公薨逝。临终前,太子兹父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不能继承国君之位,庶兄公子目夷年长,且有仁爱的名声,更适合做宋国国君,便请求退位让贤——“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请立之。”太子兹父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太子兹父和公子目夷的能力,确实有高下之分。但宋桓公不同意。为什么呢?答案就在《春秋左传》的一句话里:“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惠公是卫惠公,昭伯是卫惠公的兄长,宣姜是卫惠公的母亲、齐桓公的姊妹。齐子是嫁给齐桓公的卫女,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则是嫁给宋桓公、许穆公的卫女。
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卫惠公的兄长昭伯,和卫惠公的母亲宣姜私通,生育两子三女,两子都做过卫国国君,三女分别嫁给齐桓公、宋桓公、许穆公。换句话说,宋桓公不仅是齐桓公的外甥女婿,也是齐桓公的连襟。通过这层关系,齐、宋、卫、许四国紧密捆绑在一起。
宋桓公和卫女之子,就是太子兹父。
正因为太子兹父是宋国“亲齐”路线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以齐国为核心的霸主同盟的重要一环,宋桓公便不同意太子兹父的请求。公子目夷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强大的外援,即便做了国君,也得不到国内外的承认,便顺势推辞说,太子能以国家相让,可谓是大仁大义,我远远比不上,更何况太子是嫡子,我是庶子,废嫡立庶不合礼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子兹父继位,史称宋襄公。说到底,谁能做宋国国君,根本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背景问题。不过,宋襄公的能力其实不差,退位让贤也不是惺惺作态。因为就在继位以后,宋襄公认为公子目夷仁爱贤明,便任命公子目夷为左师,全权负责宋国政务。如果宋襄公忌惮公子目夷,退位让贤是试探他有没有野心,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人事任命。
这就说明,公子目夷说的没有错,宋襄公也是仁义的人。于是在仁义君臣的治理下,宋国政通人和。而在国际事务方面,宋襄公继承了宋国的“亲齐”路线,继位同年便参与了齐桓公的葵丘会盟。这次会盟,宋襄公亲眼见证齐桓公霸业大成的辉煌时刻,旁观了“合诸侯匡天下”的具体流程,明白了“尊王攘夷”的价值,甚至有可能埋下“大丈夫当如是”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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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日子里,齐桓公在咸、牡丘、淮等地操办了三次会盟,宋襄公都以排名第二的地位积极参与,坚定执行“亲齐”路线,维护霸主阵营二当家的地位。做为回报,齐桓公也非常倚重宋襄公。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很多次,宋国和郑国地处中原,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取宋国和郑国。所以齐桓公为了保证齐国在中原的影响力,便册立郑姬之子、非嫡非长的公子昭做太子,并送到宋国,委托宋襄公抚养。
这样一来,公子昭继位以后,便能代表齐、宋、郑三国的利益,占据中原重地,延续齐国的霸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宋襄公将继续执行“亲齐”路线,以霸主阵营二当家的身份走完一生,把“大丈夫当如是”的梦想深深埋藏在心底。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公元前643年,齐桓公薨逝,齐国随即爆发内乱,已回到齐国的公子昭立即逃往宋国,寻求宋襄公的帮助。在天崩地裂的变局面前,宋国和郑国做出不同的选择。虽然公子昭有郑国血脉,但郑国不再相信齐国能维持天下秩序,听闻齐国内乱的消息以后,便归附楚国——“郑伯始朝于楚”,宋襄公则出兵击败作乱的齐国公子,拥立公子昭为齐孝公——“宋败齐师于甗,立孝公而还。”这一系列变故,造成两个结果。
1、齐国内乱导致国力衰落,郑国朝楚导致齐国失去半个中原,这意味着齐国不能维持天下秩序,霸主的生态位出现空缺。
2、宋襄公击败齐军并拥立齐孝公,意味着宋国暂时凌驾于齐国之上,霸主阵营大当家和二当家的地位出现翻转。面对这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宋襄公不可能没有争霸天下的冲动,最重要的是,宋襄公认为,宋国有争霸天下的资格。
从地位来看,宋国原本就是霸主阵营的二当家,现在齐国衰落,宋国晋位是顺理成章的。从实力来看,宋国的爵位是上公,立国的时候就帮助周朝镇守东方,再经过宋襄公和公子目夷的治理,宋国政通人和,实力相当不俗。从外交来看,齐、宋、卫、许通过血缘捆绑在一起,更何况宋襄公拥立齐孝公以后,齐国理应回报宋国,在国际事务上站在宋国一边。
所以从宋襄公的角度出发,宋国争霸天下,几乎没有失败的理由,不去争霸天下,甘居霸主阵营的二当家,才是浪费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襄公开始行动了。公元前641年春,宋襄公出兵讨伐滕国,俘虏滕宣公。
夏,宋襄公命邾文公讨伐鄫国,俘虏鄫子。因为东夷部族都祭祀睢水的水神,宋襄公便命邾文公用鄫子做祭品,祭祀睢水的水神,希望用相同的祭祀方式,和东夷部族结成统一战线。
秋,宋襄公出兵讨伐曹国。
短短一年时间,宋襄公连续三次出兵,屡战屡胜,建立起小范围的霸权。但这一年间的东征西讨,也暴露了宋襄公的野心,激起一些诸侯国的反感,不再和宋襄公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陈穆公就发出号召,希望各诸侯国保持团结,继续尊奉齐国为霸主——“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陈穆公的号召,其实就是不服宋襄公,认为宋国没有资格做霸主,但现在没有更合格的霸主崛起,还不如退一步,继续尊奉齐国。为什么这样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一方面,齐国自姜太公开始,就是实力强悍的东方大国,宋国地处中原,自周朝建立到春秋时期,始终没有表现出睥睨诸侯的实力。那么在各诸侯国看来,齐国是可以维持天下秩序的,宋国则不一定。另一方面,齐国是周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后裔,是周朝的自己人,宋国是商朝的后裔,事实上是周朝的统战封国。
受制于这两个客观因素,各诸侯国便愿意尊奉齐桓公,却不愿意尊奉宋襄公。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各诸侯国不会怀疑齐桓公要另起炉灶,宋襄公东征西讨,各诸侯国就很容易联想到商朝复辟。类似于现在哪怕有种种问题,大家还是愿意在我党的领导下,逐步的解决问题,如果国民党要站出来扛大旗,大家一定怀疑国民党有其他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襄公要做天下霸主,必须做两件事——效仿齐桓公召集会盟,以霸主阵营二当家的身份,获得各诸侯国的承认,继承齐桓公的地位。放弃“尊王攘夷”的旗号,以“仁义守礼”做争霸天下的基本路线。因为宋襄公做为商朝后裔,没资格尊王,攘夷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宋国的国情。那么用仁义的本性做为宋襄公的人设,用遵守周礼号召各诸侯国,便是宋襄公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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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发起两次会盟。第一次是春天,宋襄公召集齐孝公、楚成王在鹿上会盟——“僖公二十一年春,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宋国和齐国是姻亲兼盟友,宋襄公又帮助齐孝公平定内乱,故而宋国排名第一、齐国排名第二。楚国是南方大国,数十年来开疆拓土威风赫赫,齐桓公也是阻止楚国北上中原,才彻底奠定霸主地位,排名第三。这次会盟的排名顺序,可以看出宋襄公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无法改变的宋、齐历史关系,把齐孝公置于宋襄公之下,再以齐国的国力声望,威慑野心勃勃的楚成王,逼楚成王承认宋襄公为霸主。事实上,宋襄公的目的达到了,楚成王在宋、齐两国的压力下,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于是呢,就有了同年秋天的第二次会盟——“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这次会盟的阵容,不次于齐桓公历次会盟诸侯的阵容,但值得注意的是,齐孝公没有参加会盟。无论齐孝公不参加会盟的原因是什么,起码在其他诸侯国看来,齐孝公是不支持宋襄公做霸主的。齐孝公这么做,原因其实不难猜测。因为齐孝公欠宋襄公天大的人情,必须要还,所以上一次会盟的时候,齐孝公甘居第二,给宋襄公做背书。现在人情已经还清,宋齐两不相欠,齐孝公便不愿意再给宋襄公做背书。
这个微妙的变化,显然被楚成王捕捉到了。楚国的实力不如齐国,但强于宋国,那么在齐孝公的震慑力消失以后,楚成王又怎么可能臣服于宋襄公?于是在会盟期间,楚成王直接俘虏宋襄公,然后拥着宋襄公伐宋,幸亏公子目夷调动兵马保家卫国,才保住国祚,消弭了突如其来的灭国危机。
楚成王见伐宋不能成功,便释放宋襄公归国。这次会盟失败,成为宋襄公争霸事业的转折点。盂城会盟的时候,郑国也参加了,这意味着,郑国即便不是彻底臣服宋襄公,起码也是观望态度——如果宋襄公能震慑楚成王,郑国就有可能臣服宋襄公,否则的话,郑国就继续朝楚。
结果宋襄公不仅没能震慑楚成王,还做了楚成王的俘虏,宋国都差点因此灭国,这就导致郑国对宋襄公的幻想破灭。为了不激怒楚成王,公元前638年春,郑国国君郑文公,亲自南下朝楚。如果郑国朝楚成功,其他诸侯国必然有样学样,宋襄公以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宋国霸业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
这个微妙的变化,宋襄公也捕捉到了。于是在听说郑国朝楚之后,宋襄公立即出兵伐郑——“僖公二十三年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卫、许是宋襄公的姻亲,滕是宋襄公新征服的附庸国,这支伐郑联军,可以视为宋襄公的基本盘。而听闻宋襄公伐郑,楚成王立即出兵“伐宋救郑”,要保护楚国进取中原的前进基地。
11月,宋襄公和楚成王在泓水相遇,隔河对峙。
泓水在河南柘城县境内,距离宋国都城商丘,不到五十公里。楚成王能走到这里,说明陈、蔡也在郑国之后,背叛了盂城会盟,重新倒向楚国。
从各诸侯国的倾向来看,泓水之战,事实上是继齐桓公的“陉山之战”以后,以宋襄公为代表的北方诸侯国,和以楚成王为代表的南方诸侯国的第二次决战。胜利者,可晋升为天下霸主。然而,宋襄公用来争霸天下的仁义性格和守礼路线,导致宋襄公在决战中输给楚成王。决战那天,宋军很早就在泓水北岸列阵,楚军抵达战场比较晚,迟迟没有渡过泓水。随同出征的公子目夷见状,便向宋襄公提议,半渡而击,必胜。“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司马,即公子目夷。公子目夷的战术,和曹刿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放弃各诸侯国默认的潜规则,剑走偏锋,赢得战争胜利。但宋襄公不同意,拒绝了公子目夷的意见,亲眼看着楚军渡过泓水。
此时,公子目夷又提议道,可以利用楚军正在列阵的时机,命令宋军发起冲锋,一鼓而下,楚军必溃。“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如果宋襄公接受公子目夷的意见,估计大部分楚军都要死在泓水岸边,楚成王都未必能回去。但宋襄公再次拒绝了公子目夷的意见。
就这样,宋襄公放弃了两次绝佳战机,等楚军完成列阵以后,两军开始堂堂正正的决战,结果楚军大胜,宋军大败,甚至宋襄公的亲军都全部战死,宋襄公本人的大腿受伤。“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泓水之战”的失败,让宋襄公沦为历史的笑柄,不仅后世人用迂腐二字来评价宋襄公,就连当时的人都有些鄙视他。
公子目夷就说,强敌没有列阵,正是上天在帮助我们,不遵守礼法而发起攻击,其实是可以的,即便如此仍然担心不能取胜,岂有纵容强敌的道理?——“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子鱼,也是公子目夷。
实事求是的说,公子目夷是正确的,但处在宋襄公的位置上,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宋襄公既然用“仁义守礼”做争霸天下的基本路线,那么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要维护自己的人设,以周礼的原则做事。否则的话,宋襄公自己都不遵守周礼,不以仁义处世,还怎么号召各诸侯国,做天下霸主呢?
就像宋襄公说的:“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也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商朝后裔要争霸天下,必须比周朝诸侯更遵守周礼。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匹配,政治路线和军事实力不匹配,就是宋襄公的困境,也是宋襄公沦为历史笑柄的根本原因。而“泓水之战”的过程和战后总结,就是《古文观止》的第十三篇文章——《子鱼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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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水之战”彻底断绝了宋襄公的霸主梦,但经此一战,宋襄公也认清现实,开始调整国策。就在“泓水之战”结束以后,周游列国的晋国公子重耳便抵达宋国。宋襄公非常清楚晋国的实力,更清楚公子重耳的价值,于是公子重耳受到宋襄公的高规格礼遇,临行前,还送给他二十乘车做为礼物。《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写道:“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公元前637年3月,齐孝公利用宋襄公战败的机会,不再顾忌曾经的亲密关系,直接起兵伐宋,齐国重新凌驾于宋国之上。5月,众叛亲离的宋襄公,薨逝。宋襄公最后时光的一战一和,彻底抹除了宋、齐之间的最后一丝温情,宋国的“亲齐”路线逐步调整为“亲晋”路线。
五年后,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宋襄公之子宋成公追随他,在城濮击败楚军,一雪泓水战败之耻。随后晋文公召集齐、宋、蔡、郑、卫、莒等诸侯国在践土会盟,宋国的排名仅次于齐国,位列第三。宋国,终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世人总是追逐皇图霸业,甚至会因此迷失方向,但历史一遍一遍的告诉我们,皇图霸业乃时势所造,非人力汲汲以求可得。认清自己的定位,找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
有时候,国君误判形势,可能会害了国家,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