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少奇同志敏锐地发现，在当下的国家建设中存在着急躁、冒进等现象，很多人对未来的形势过于乐观，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错误。刘担心这种现象会愈演愈烈，进而导致“左倾”泛滥，危害国家安全，于是便指示中宣部在当年6月撰写了一篇旨在“反急躁”的社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力求正本清源、重申中立路线。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很是抵触，认为其打压了老百姓的建设积极性，有“消极、投降”的倾向。按照常理，如果社论文章引起了比较激烈的争议，报社一般会将文章撤回，以息事宁人、平复舆论，然而时任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邓拓同志却并没有这么做，他认为此次风波仅仅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小碰撞”，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事实上，邓拓对这件事存在很大的误判，“反急躁”社论文章已经触及到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对党中央的执政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一些思想比较的“激进”的同志为了驳斥“反急躁”思想，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旗帜鲜明的表达“支左”的理念。

此时，邓拓犯了第二个错误，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浪潮，他选择了听之任之，既不主动道歉，也不回应质疑，除此之外，他还严格限制带有争议性话题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致使《人民日报》的影响力直线下降，一度成为“二流媒体”。

时间来到1957年，中宣部为了挽回人民日报社的声誉，开始向邓拓施加政治压力，想要以此逼迫他做出改变，不要再继续和群众唱“反调”。而在当年4月，毛主席更是直接约谈邓拓，当面严肃批评了他，称他太过“落后”，面对新形势和新潮流迟迟不敢跟进，如果是在封建王朝，他若当了皇帝，恐怕要断送江山社稷！

1958年，邓拓奉命到南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主席在提到“保守主义”的时候，专门将邓拓当做典型批评，这让他一时颜面扫地、尴尬到了极点。会议结束后，邓拓第一时间辞去了人民日报社社长一职，转而前往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

1961年，北京晚报社为了提高报刊关注度，决定效仿上海的媒体，专门开设一个“文苑杂谈”专栏，专门讲述基层发生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故事，至于该栏目的执笔人，自然非邓拓这个“前媒体人”莫属。邓拓在离开人民日报社后，心中还是颇感不服气，他一直憋着一股子劲想要证明自己。如今，北京晚报社主动向他抛来橄榄枝，他自然求之不得，于是立即着手为专栏撰写稿件，很快他便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文笔吸引了大量读者粉丝。

这让邓拓倍感欣喜，他随之再接再厉，继续加大力度撰稿，一连写了十几篇有关“大跃进”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讲述了基层农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并由此激起了读者们的共鸣，从1962年下旬开始，不断有人给邓拓写信，或支持他继续创作，或向他讲述悲情故事，提供写作的素材。

但好景不长，就在1966年动荡爆发后，居心叵测者开始重点针对邓拓，直言他是新闻界的“右派头子”，一贯唱衰共产主义，是全人民的“公敌”，当年4月下旬，邓拓遭到揪斗，期间受了不少委屈和折磨，这使得他万念俱灰，内心的希望也一点点湮灭。5月17日晚上，邓拓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提笔写下了一封长达6000字的书信，以表明自己绝对拥护党组织、拥护毛主席的立场，随后，他毅然决然吞下一整瓶安眠药，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可即便如此，居心叵测者仍没有放过他，他的所有诗词作品被全部没收、焚毁，他此前荣获的一系列荣誉也均被收回。

邓拓的妻子丁一岚随后也遭到革职下放，在基层农场足足劳改了十年时间。一直到1977年，丁一岚方才获得平反，重新回归体制内工作，两年之后的1979年，邓拓也恢复了名誉。邓拓有两个女儿，其中长女致力于慈善事业，救助了很多贫困儿童；次女则是一位杰出的医疗工作者，曾挽救了无数伤病患的性命，2012年，她正式宣告退休，至今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