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军的装备建设一直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为了强化装备工作的统一领导，我国才在1998年4月3日筹建解放军总装备部，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总参谋部装备部、总后勤部负责装备工作的有关单位合并组建。

至此，总装备部成为我军最年轻的大总部，同时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形成了“四总部”的格局，它们既是军委的工作机关，同时也是掌管全军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由于四总部代表的就是军委，地位很高，所以四总部的军事主官，往往由军委委员兼任，当然了总装和总后是双主官体制，总装政委、总后政委不在军委班子行列。除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是排名第一的军委委员，后面的军委委员紧接着就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总装备部长，其次的军委委员才是海军、空军、二炮的军事主官。

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16军改”才结束。在改革进程中，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全部撤销，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分别改制组建了相应的军委联合参谋部、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委后勤保障部、军委装备发展部。

既然四总部都撤销了，那么这四个部门的六位军政主官都是如何安排的呢？

其实，绝大部分主官基本都顺势转到了所属的新岗位任职了。

其中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是1951年4月出生的房峰辉，他担任过陆军的21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司令，于2012年10月接替陈炳德出任总参谋长，成为首位从北京军区司令员直升总参谋长的将领，并循例担任军委排名第二的军委委员。

随着总参谋部改制为军委联合参谋部，时年64岁的房峰辉总参谋长连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都还没到，算是相当年轻的，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卸任退役，所以就在2015年11月顺势转任军委联合参谋部首任参谋长，任职了近2年时间，遗憾未能平安着陆。

总政治部的最后一任主任是1951年8月出生的张阳，他当过42集团军政委、广州军区政委，长期从事政工工作，仅用了7年就完成了从副军级到大军区级的进阶，于2012年10月接替李继耐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首位从广州军区政委直升总政治部主任的将领，同样被选为军委排名第三的军委委员。

当总政治部被改制为军委政治工作部后，和房峰辉同岁的张阳别说是到军委委员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了，就连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还没到，也不可能卸任退役，所以在同一时间顺势转任军委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也是任职了不到2年时间，没能安全着陆，畏罪而亡。

总后勤部的最后一任部长是1947年11月出生的赵克石，他当过31集团军军长、南京军区司令员，于2012年10月接替廖锡龙出任总后勤部长，成为首位从南京军区司令员直升总后勤部长的将领，同时也被选为排名第四的军委委员，属于四总部军事主官中年纪最大的。

在总后勤部改制为军委后勤保障部后，已经68岁的赵克石尽管已经过了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但距离军委委员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还没到，所以就顺势转任了军委后勤保障部首任部长，任职了1年半的时间退役。

总装备部的最后一任部长是1950年7月出生的张又侠，他当过13集团军军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于2012年10月接替常万全出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长，是总装继常万全之后第二位由沈阳军区军事主官直升部长的将领，同时被选为军委委员。

当总装备部改制为军委装备发展部后，65岁的张又侠刚好在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但他彼时已属于军委委员级上将，服役年限已有所延长，所以就顺势转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首任部长，任职了近2年时间，现已晋升为我军现役的最高级将领。

四总部的军事主官因为由军委委员兼任的缘故，这四个职位的任免具有任期的限制，通常是五年一改选，而总装和总后的政工主官没有军委委员的头衔，所以他们的任职时间不定。

其中总装备部的最后一任政委是1951年11月出生的王洪尧，当过54集团军政委，却没有当过大军区政工主官，于2011年7月从沈阳军区副政委的岗位，接替到龄退役的迟万春上将出任总装备部政委。

在军改后，王洪尧上将才64岁，还差1年才达到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所以就顺势转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首任政委，任职1年后到龄退役。

但总后勤部的最后一任政委刘源上将就不一样了，他是1951年2月出生的，没当过陆军的军级政工主官，但当过大军区级的军科院政委，于2010年12月接替到龄退役的孙大发，出任总后勤部政委。

表面上看起来总后政委刘源和总装政委王洪尧是同一年出生的，理应和王洪尧将军一样，转到军委后勤保障部任职，但他俩月份相差近1年，所以在军改后，刘源上将基本就达到大军区级上将的最高服役年限，直接脱下军装退役了，军委后勤保障部首任政委由军委训练管理部首任政委张升民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