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一篇文字，一位署名曹和平的北大教授，改了改胡适的第一篇白话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1篇白话诗《两只蝴蝶》。

胡适的原诗是：

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曹氏改诗的最终稿是：

两只蝴蝶上青天，

一黄落翅意阑珊。

何事扶摇说不成，

落向花丛却释然？

虽然这是他文中改诗的最终定稿，但显然这首诗改的并不怎么高明，而且这位教授自己对这首改定的诗也不十分满意，无奈的是，这一稿已经达到了他能力的最高水平，不说黔驴技穷，也是江郎才尽所以也只好写到这里。

然后他通过将自己的诗与胡适的诗相对比，胡适不应该被称为白话诗的开山之祖。他的原话是：

改到这，也算脑力一操，已抵本木讷的知识智力上限了。操毕，至少知胡不应是白话诗开山成派之祖一矣。

笔者不知道曹氏是从哪个维度认为自己这首改诗，比胡适的更好。

从审美上来说，胡适的诗不具有审美性，曹氏改来改去，最终定稿也是落于窠臼，显得俗套；从意蕴上说，我不知道曹氏写这首诗，是为改而改，还是情之所至，略动古人笔墨。

至少胡适是有真情在的，一是因为他提倡白话文无人理解，二是用外国女友远去他乡。

文章合时，诗歌合事，才有自己的意义。

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胡适的《两个蝴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诗歌史上的第1篇白话诗歌，它的文学史意义和诗歌史意义，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和诗歌价值，这是治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承认的。

至少在文学史上，没有谁说，胡适的诗好，是好在它的审美价值。

略微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明白胡适从来都不是一个诗人，他也从来都没有把作诗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就连文学，在胡适手里也只是开启明智的一个工具。

当年在胡适与鲁迅先生关系最好的时候，鲁迅先生曾劝他多写文学作品，胡适先是答应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走到专门创作文学这条路上。他想要做的只是开风气而已。

中国的新诗，也就是白话诗，始于胡适，奠基于郭沫若、闻一多，成熟于戴望舒。

这是连建国之后最主要的论敌郭沫若都承认的。胡、郭关系不和谐最根本处有一点就是胡适和郭沫若，谁应当坐“中国新诗的第一把交椅”。

曹和平地改诗，自以为高明，实际上不过是于贻笑于众。

黄庭坚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格始逼真。无论如何，胡适是开风气者，他创造了中国新诗体，至于后面尾随着改诗的只能是：

借前人“合时合事”之酒杯，浇自己“不痛不痒”之块垒。

杜牧《阿房宫赋》的最后总结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笔者认为曹氏改胡适之诗，是：

其人不暇自羞，而旁人羞之，旁人羞之而不鉴之，亦使旁人复羞旁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