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都十分节俭，始终心系百姓，深知老百姓生活的不易，因此他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并在建国后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一些老革命忘记了初心，在反贪污和反官僚主义中落马，张子善和刘青山还被毛主席亲批枪毙。除了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之外，毛主席对伸手要官的人也不能容忍。
有两位老革命曾经向毛主席伸手要官，结果一个被开除了党籍，另一个却成了开国元帅，这是为何呢？第一个向毛主席要官的人是戴季英。戴季英的资历很老，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起义队伍组建了第7军，当时该军归黄安县委领导，而戴季英就是黄安县委代书记，从这一点来说，他又是第7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红军时期，戴季英担任过红25军的政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在大别山一带很有影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出任新四军第4支队副司令，是高敬亭的副手。后来高敬亭被错杀，戴季英出任第4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作为新四军的代表，参加了七大；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担任过中原军区副政委和鄂西北军区政委。
以戴季英的这份资历来看，建国后他理应受到重用。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只担任了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这是为何呢？这还要从他的“肃反”经历说起。红军时期，张国焘为了自己的个人野心，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戴季英的二哥时任皖西北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戴季伦对张国焘的做法十分不满，结果也在“肃反”中被杀害。
戴季伦对戴季英的影响很大，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戴季伦被杀害后，戴季英居然投靠了张国焘，被任命为保卫局审讯科长，为了向张国焘表忠心，他在“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并在张国焘的授意下杀害了许继慎、熊受暄和周维炯等一大批红军将领，使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徐海东带领红25军在大别山继续坚持斗争。此时敌人派到大别山的兵力很多，红25军的压力很大。就在徐海东带领将士们和敌人浴血苦战的时候，戴季英却在红25军内部开展了“肃反”，把49名营团级干部捆起来审讯，绑在板凳上用刑。
对此徐海东回忆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戴季英）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
49名营团级干部被杀害，红25军的指挥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最终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被迫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戴季英出任西北保卫局局长，在西北继续搞“肃反”，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和刘景范等一大批陕北红军的将领给关押了起来。
刘志丹等人在陕北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戴季英此举激起了陕北红军的强烈不满，陕北红军和红25军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毛主席及时出手，制止住了戴季英，这才救出了刘志丹等人。但包括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在内的两百多名优秀干部已经被错杀。
随后中央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顾及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
“肃反”时期，戴季英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优秀的红军将领和政工干部因此被错杀，这也是戴季英生涯中一个严重的污点。因此尽管他的资历很老，但建国后只担任了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戴季英对此很不满，认为自己的职务低了，在1951年年底的时候直接给毛主席写信，伸手要官，要求当河南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
毛主席看完戴季英的信后勃然大怒，称他已经“不可救药”，并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不久后戴季英被开除党籍，1997年病逝，终年92岁。
第二个向毛主席“要官”的人是徐向前。1940年6月初，徐向前给毛主席写信，要求担任115的师长，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毛主席要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129师是以四方面军的部队为主组建的，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却只担任了129师的副师长，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
那么淡泊名利的徐向前为何要在1940年6月的时候向毛主席要官呢？这还从当时山东根据地的形势说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入侵山东，手握重兵的韩复榘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日寇占领山东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沦陷区的百姓生活在了水深火热当中。
为了反抗日寇的暴行，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挺身而出，领导了多次起义，并把起义队伍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当时日寇在山东的势力很大，为了尽快打开山东的抗战局面，延安决定派陈光和罗荣桓率领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主力部队到来后，山东纵队的压力减轻了很多。
但当时这两支部队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都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因此在战场上基本是各自为战，很少协同配合，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亲自点将，派徐向前来山东坐镇，并成立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境内的八路军对日作战。
徐向前来到山东后，将第一纵队的指挥机关和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进行了合并，但115师并没有归第一纵队建制，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这和后来的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很像，当时名义上这两支野战军归陈毅指挥，但由于相距较远，战场上的形势又瞬息万变，因此华中野战军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一些战役的设想上，两支野战军的领导人有时候也存在着不同的想法，你想让我配合，而我却想要你配合，并因此贻误了战机。直到两支野战军合并为华野后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徐向前来到山东后，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虽然他名义上领导山东境内的八路军对日作战，但115师没有归第一纵队建制，而且可以和八路军总部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115师代师长陈光和山东纵队的主要领导人黎玉及第一纵队的政委朱瑞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这就导致徐向前直接指挥115师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直接指挥山东纵队作战，很少指挥115师。时间来到1940年5月末的时候，日寇调集重兵对山东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
为了应对敌人的进攻，就需要有统一的指挥来协同部署，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山东八路军的最大战力。出于这个考虑，徐向前在当年6月初的时候直接给毛主席去电，要求115师归第一纵队建制，自己担任师长，陈光为副师长。这完全是出于当时的战局考虑，没有个人私心。
而且凭借徐向前的资历、威望和军事指挥才能，也足以胜任115师师长的职务。毛主席收到徐向前的电报没有立即答复，而是让他来延安详谈。徐向前回到延安后在骑马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不得不入院治疗，短时间内无法再返回山东。而山东八路军又不能没有掌舵人，最终毛主席将陈光和朱瑞调回了延安，扶正了罗荣桓。
徐向前伤好后出任了抗大的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凭借6万偏师在山西消灭了阎锡山30万精锐，表现十分出彩，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样是向毛主席要官，但出发点却截然不同，戴季英是出于个人目的，因此被开除了党籍。徐向前却是为当时的战局考虑，完全出于公心，二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这才有了不一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