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口下滑不可避免，那我们能否延缓这个过程？

10月28日，高层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

该措施提到，要求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该措施的措辞我们不难看到，这几乎是“史上最强”的刺激生育措施。但唯一的问题在于，它能够挽救持续下跌的人口吗？

好消息是，我们终于足够重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从措施中提到的来看，完善生育支持和激励机制，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而这些都是今天导致人口出生率下滑的“元凶”。

到2022年末，我国人口为14.1亿，较前一年减少了85万人，2023年末，又减少了两百多万人，这已经是自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截止去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0967亿人，同比减少208万，当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人口危机，此前我曾提到过，对比一个14亿人口基数的大国来说，如果一年的出生人口还不足800万的话，那么人口问题可谓是“神仙难救”。

今天我们在902万的新生儿当口，推出强有力的刺激生育措施，其目的就是为了延续人口下跌及老龄化的速度。

考虑到今年已经接近年末尾声，从这一系列动作来看，预计今年的新生儿人口也不会太高，尽管这是一个龙年，但保守估计，依然低于千万。

与此同时，印度正超越我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对一个现代商业化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是所有商业市场的基石，决定着劳动力、工业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一切。

因此在现阶段支持生育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目前由于15至4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正在下降，而生育意愿不会很快上升，因而政策的支持是扭转出生率下降趋势的关键所在。

具体来看，怎样的刺激生育措施才是有效的？

考虑到当前人口形势的迫切性，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的下降，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很快实现的，因此要想在短期内快速扭转生育意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发钱。

在高层印发的措施里也提到了，要求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这个所谓的激励机制，其实就是发钱。

宏观经济复苏疲软之下，我们没有等到“直升机撒钱”，但人口问题关乎国之根本，发钱也是必要的，不仅能够刺激生育，还能够刺激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双管齐下。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发钱应该发多少，应该怎么发。

发得太少了，起不到刺激生育的作用；发得太多了，又会带来成本的提高；发一胎，能够转变丁克家庭的决定；发二胎，则能够加快我国二胎家庭的趋势。

这些，都是要经过缜密的思考和计算。

10月17日，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称，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我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和方案将于10月11日获得统计局正式批准，进入组织实施阶段，希望以此了解影响民众生育态度的因素并分析“不想生、不敢生”的原因，最终为生育支持措施提供相关的实证依据。

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抽样行动。该中心称，这项调查将对国内150个县和1500个社区，将针对三万人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将聚焦社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困难和需求。

尽管看起来，过去多年里，各个智库和民间研究机构对这方面的调查已经很多了；例如携程创始人梁建章领导的育娲人口智库，此前就曾发布过一份报告，提到我国育儿成本在全球居前，是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这份背靠统计局批准的调查，一方面是权威性更高，另一方面也是带着刺激生育的任务而来，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份看起来“知道结果”的调查报告。

但客观来说，这样的动作，似乎有些落后了，如果早上三年，效果还会更好。

类似的，计划生育能够早上三年放开二胎，效果自然也会更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导致了劳动力比例缩小和人口老龄化，也严重扭曲了我国的人口结构。

而今天，在刺激生育上，我们仍然面临着三大难题。

第一，心理上不愿意生；第二，物质上养不起；第三，生理上生不了。

国外相对权威的智库《经济学人》今年年初还曾表示，我国新生儿持续减少是新冠病毒造成的，预计在被压抑的需求推动下，2024年的新生儿出生率会有所回升，可是这种反弹最晚只会持续到2025年，由于育龄妇女的人数减少，预计新生儿数量还会下滑。

这和国内一些人口专家的看法差不多；一方面是新冠压抑需求，一方面是龙年的吉祥年份，这两者都会导致今年我国新生儿数量会有所回升。

但这种回升一定是短期内的，甚至只会持续一两年，长期来看，真金白银地改善生育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是提高新生儿的关键所在。

提到人口，我们很难忽略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

它颠覆了赡养老人的传统“大家庭”结构，从过去的四五个子女赡养老人，变成了今天一个子女赡养老人，人口老龄化加剧，男女比例失衡，最终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养老怎么办、医疗怎么办、照顾老人怎么办、教育、基建、房子、养老金，都将会随着老龄化的扩大，年轻人的减少，而出现许多的结构性问题。

尽管我们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13年11月，就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胎；最早专家对此的预期是，会有超过1100万的夫妇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但截止到2015年8月，却只有169万份的申请，占符合条件总人数的15.4%。

随后，我们继续放宽。

2015年10月宣布，从2016年开始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二胎，这标志着延续了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

时间上来看，有些许晚，最终放开二胎带来的新生儿增长，仅仅只延续了两年，从2016年放开增长到了2017年的1723万新生儿人口，到了2018年，我国新生儿人口再度下降到1523万，年跌200万新生儿人口。

这就是放开二胎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但这个递减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专家学者的预期。

问题有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而人口太多是负担这样的观念，也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马尔萨斯式的恐惧”。哪怕是在今天，依然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今天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由人口太多导致的。

结果固然重要，但观念上的认知偏差，也是导致许多人对人口存在误解的根本原因。要想刺激生育，就要首先纠正大众错误的人口认知。

目前还不知道我们对刺激生育的激励措施具体是怎样的。是生一胎奖励多少，还是生二胎奖励多少，是分批次奖励，还是一次性给付到位。

从他国的经验来看，真金白银的激励措施是有效的，它能够减缓人口下跌的速度，但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趋势。

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激励生育措施并未让生育率有显著上升，但却可以防范生育率的进一步下跌加快。

从这个角度来看，“史上最强”的刺激生育措施，其实是“少即是多”、“下跌即是上升”。

人口问题不仅仅需要真金白银的补贴，更需要观念上的变化，如何从过去三十年培育的“人口太多是负担”这样的观念，转变到人口太多才是福利这样的观念，有时候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