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三年十二月开始，一直到雍正皇帝去世，京师菜市口繁华的街头上，有一颗人头被高悬了十年，皮肉和发辫早已剥离殆尽，只剩下恐怖的骷髅在凄风苦雨中晃荡。这颗人头的主人，在清代历史上也是小有名气，他的名字叫汪景祺。

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钱塘人（今杭州人），康熙十一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汪霖有贡生功名，在当地颇有声望。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中，汪景祺必然是要走科举之路的。

据文献的记载，汪景祺小的时候颇有名气，恃才傲物，10岁的时候就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八股文。但科举考试向来是五分才学五分运，汪景祺的科举之路十分坎坷。自从19岁考中秀才以后，在乡试中几经蹉跎，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才考中举人。此时的汪景祺已是41岁。

会试过程同样也是崎岖坎坷，汪景祺连续参加了三次会试都未能中式，这对于一个50岁的人说，科举之路似乎已经被堵死了。

科举之路走不通，不代表着汪景祺做官的心也死了。相反，汪景祺做官的心思比谁都迫切，为了尽早获得顶戴，他另辟蹊径，决定去走年羹尧的门路。

雍正二年，汪景祺通过关系结识了陕西布政使胡期恒，胡期恒一直在西北做官，年羹尧又是川陕总督，两人的关系自然不一般。汪景祺试图通过胡期恒这层关系攀上年羹尧，当时年羹尧佩抚远大将军印，圣眷正隆，只要他说上一句话，汪景祺随时就能进入仕途。

可能对做官迫于急切了，汪景祺一到陕西就上书年羹尧，为了得到年的青睐，他在信中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等，比起年大将军来，都是“不啻荧火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

在信中，汪景祺还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不能瞻仰“宇宙第一伟人”年大将军，则“此身虚生于人间”。一通马屁拍得年羹尧很是受用，马上就将汪景祺召至幕府，如果不出意外，不出几年汪景祺就会在年羹尧的举荐下出任道府。

该是汪景祺倒霉，从雍正三年起，雍正就开始清算年羹尧，当年九月，将年羹尧从杭州将军任上解京治罪。在查抄年家时，发现了汪景祺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雍正读过之后，恨得咬牙切齿，挥笔在该书封面上批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当年十二月年羹尧被赐自尽，几日后，汪景祺以大不敬之罪被押赴菜市口斩首枭示，将其头颅悬于闹市，没有明旨不得取下。

谄媚权臣自古有之，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更谈不上死罪。雍正给汪景祺定性为“大不敬”似乎有些不太适当。

《大清律例》中载有明文，大不敬属于“常赦所不原”的十恶重罪，要处以凌迟或枭示。仅凭汪景祺拍年羹尧的那通马屁，还够不上大不敬。但是雍正就是要拿汪景祺做文章，而要对一个读书人下手，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文字狱。

汪景祺在《读书堂西征笔记》中偏偏有“皇帝挥毫不值钱”一句，暗有讥讽康熙皇帝的意思；还有他认为康熙帝的庙谥不应称“圣祖”，并非议雍正的年号用“正”字，似有“一止之象”。

文字狱可大可小，雍正一心要让汪景祺身败名裂，所以不惜罗织出诽谤先帝、妄议本朝的罪名，再加上大不敬的罪名，然后堂堂正正地加以重典。

按照雍正的指示，汪景祺的头颅长期悬挂在菜市口，菜市口既是刑场，又是大道通衢，将头颅挂在那里，就是要告诉人南来北往的汉族士大夫和读书人，大清就是中原正统，试图抹黑者汪景祺就是下场。

汪景祺被枭首后，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妻子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刚刚继位，左都御史孙国玺奏请将悬挂于菜市口的汪景祺头颅“掣杆掩埋”，理由也很委婉，说京师为首善之区，列数枯骨于中途有碍观瞻。

乾隆对此早有耳闻，但雍正尸骨未寒，也不宜主动采取纠正前朝弊政的高调举动，当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后，乾隆就坡下驴立即将旨“照所请行”，并赦免了被发遣边外的汪景祺亲属。

汪景祺一案是雍正朝第一个文字狱大案，表面上看他是因谄媚年羹尧，实际上还是雍正对一部分汉族读书人的不满，以高压手段进行残酷打击。但话又说回来，汪景祺死得也不冤，就个人品行而言，汪景祺就算是做官，想来也不会是一个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