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之死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触碰到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当家人戴笠坠机于岱山困雨沟，因为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所以当时有了“戴机撞岱山、雨农困雨沟、春风死春风”之说——那地方名叫“岱山”也叫“戴山”，沈醉在回忆录中说他因为把“岱山”写成“戴山”还做过检讨。

关于戴笠之死，以前一直流传着被北平马汉三谋害的说法，说起来这事倒也并非子虚乌有。

一，马汉三谋害戴笠

马汉三，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生于1906年。1945年以后到1948年7月，历任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华北区区长、北平办事处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副主任。

抗战胜利以后，作为军统华北区区长、北平办事处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的马汉三，他是第一个到达北平的军统要员。马汉三对于稳定光复后的北平，无疑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戴笠曾经在大庭广众面前充分肯定了马汉三所作的贡献。大致意思是说：“马汉三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他到了北平后，迅速展开工作，对西北军的将领以及团级以上的文武职人员，都有过全盘的调查，为本局提供的名单、履历，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对学兵队出身的将领中一些思想左倾，脚踏两只船的共产党，对潜伏打入本党及国军的人，都有较详细的了解。马汉三在北平的工作卓有成效。无论是派员打入冯玉祥的军队，还是派员渗透进汉奸武装，都做得滴水不漏。”

马汉三后来为什么被处决了呢？据记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1948年“国大”选举时，马汉三支持李宗仁，得罪了蒋介石。二，是因为巨额贪污。不过，这和本文无关。

1928年，孙殿英盗掘了慈禧太后陵墓，把里面的珍宝洗劫一空。东窗事发以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末代皇帝溥仪等人直接把这件事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要求国民政府主持公道，惩处孙殿英。为了平息舆论，孙殿英到处打点，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1937年，孙殿英到了南京，见到了戴笠。为了笼络住戴笠，让戴笠给他在蒋介石面前洗掉东陵大盗的名声，除了给蒋介石身边人送出贵重礼物外，和戴笠结拜成兄弟，他送给戴笠一把慈禧陵墓里挖出来的龙泉宝剑。戴笠打算回重庆的时候把宝剑送给何应钦，但当时戴笠准备去中原各部队视察，便把宝剑托当时陕坝工作组组长马汉三保管。马汉三承诺，他要亲自去一趟重庆，给戴笠送这把宝剑。

戴笠回到重庆，却并没有见到宝剑。戴笠打电报向马汉三催讨，马汉三说战乱时期，他为了安全，宝剑又放在了孙殿英处。戴笠便发电报询问孙殿英，孙殿英支支吾吾，置之不理。其实，是马汉三见龙泉宝剑太珍贵，据为己有了。

1940年，马汉三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一手里，为了保命，马汉三不仅把自己知道的一切情报透露给田中隆一，还把龙泉宝剑也给了田中隆一。

戴笠后来再次询问孙殿英这件事，孙殿英本来手里没有宝剑，以为戴笠是另有别的目的，也就干脆不回电了。后来，孙殿英投敌，这件事暂时不了了之。

时任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的田中隆一，因为作战不利，被解除职务调回日本。他知道自己回国以后肯定会被处理，自己所携带的东西也会被追缴。因此，路过北京时，他把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保管。

马汉三得到消息以后，一直派人监视川岛芳子，准备夺回龙泉宝剑。

马汉三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贪心了，戴笠早晚有一天会知道。日本投降以后，马汉三担心戴笠找他麻烦，先和毛人凤疏通关系，想让毛人凤给他在戴笠面前说点好话，解释一下这个过程，证明自己并非贪心，实在是情不得已。毛人凤不辱使命，在戴笠面前给马汉三求了情。马汉三不但没有被戴笠处罚，还成了军统北平办事处处长兼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马汉三到了北平以后，立刻逮捕了川岛芳子，搜走了那把龙泉宝剑。

就在这时候，知道马汉三已经得到龙泉宝剑的孙殿英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马汉三立刻意识到，假如戴笠、孙殿英和自己对质，按照戴笠的一贯作风，自己必死无疑。马汉三为了自保，积极在军统局内频繁活动，利用他接收的大量日伪财产，贿赂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很快和参与领导军调工作的郑介民勾结在一起。另外，马汉三还投靠了桂系的李宗仁。他知道，别说戴笠，就是蒋介石，也奈何不了李宗仁。马汉三一面寻求靠山，一面为出国做打算。出国，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因此，在靠山郑介民、李宗仁保护下，马汉三大肆贪赃枉法。

戴笠在提审川岛芳子时，得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那个龙泉宝剑竟然被马汉三私吞了。戴笠又惊又怒，恨不得立刻活剥了马汉三。但他毕竟是有身份的人物，轻重缓急他还是分得清的。戴笠决定先稳住马汉三，对外放出话来，说他只要从川岛芳子家搜出来的那把古剑，并不想把马汉三怎么样。

马汉三也明白，一切都已经败露，他乖乖把龙泉宝剑交给了戴笠，还给戴笠送了很多古玩字画。与此同时，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戴笠好好玩一个生死决斗，这就是暗杀戴笠。因为他觉得，现在的他和戴笠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只要戴笠腾出手来，一定会弄死他。他要想活着，就得先下手为强。

在当时的北平，马汉三身兼数职，羽翼丰满。在马汉三看来，北平是他的天下。只要他不离开北平，戴笠就奈何不了他。戴笠为了对付马汉三，让他的心腹王蒲臣担任了军统局北平站的总督察。王蒲臣的任务，就是监视马汉三，调查马汉三贪赃枉法的证据。以便于戴笠以后公开收拾马汉三收集证据。

随后戴笠去了天津，目的是调查肃奸工作中的贪污行为。到了天津的当天晚上，戴笠就把在天津私自纳妾的杨文泉抓了起来。

关于杨文泉纳妾这件事，在电视剧《潜伏》里提了一下。戴笠到天津召集吴敬中等人开会，曾经把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吓出一身冷汗：

“天津一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整治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行为，二是处理九十四军的副军长杨文泉杨文泉纳妾的事。”

在天津待了一天，戴笠听文强说杜聿明在北平住院做手术，就又返回到北平，去看望杜聿明。见了杜聿明以后，戴笠再返回到天津，乘飞机飞往青岛。在青岛，戴笠听手下人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想和他探讨援助问题，戴笠非常高兴。在青岛待了一夜，第二天，戴笠准备从青岛飞往上海。就在这次飞行中，飞机出事了。按照《戴笠全传》的说法，马汉三在飞机上做了手脚，安放了炸弹。

当天上午，戴笠在青岛机场得知上海龙华机场天气很好，下午可能有雨，他决定11点起飞，趁下午下雨之前赶到上海。万一龙华天气不好，就转降南京机场，或者直飞重庆。于是他让飞机多加燃料。

他所乘坐的这架飞机，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导航设备由美国提供，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的飞机，设备完善，性能优良，安全系数非常高。戴笠对这架飞机非常信赖。

不过，戴笠万万没想到，马汉三和亲信刘玉珠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控制了青岛机场所有人员。刘玉珠当时的身份是军统华北督导员，有随时登机检查的权力。于是，在戴笠登机之前，刘玉珠上了飞机，用马汉三给他事先准备的钥匙，打开了其中一个箱子，把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塞了进去。定时炸弹爆炸的时间定在飞机预先估计的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上空这个时间段。

由于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来访，戴笠推迟了登机时间，直到11点45分以后才登机起飞。飞机起飞以后，就遇到了大雾，气流也变得强烈了。戴笠让飞机机组人员和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回复，上海方面这时候大雨倾盆，雷电强烈。戴笠命令飞机改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时，也赶上了大雨。飞机和南京方面联系的时候，电讯突然中断，南京也没法降落，好在飞机油料充足。下午一点十分左右，定时炸弹按时启爆，飞机失控，栽到板桥镇以南不足200米的戴山山腰上，机毁人亡。

专机坠毁以后，当地又连续下了三天大雨，三天后，戴笠等人坠机地点被发现。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他们是：

军统局副局长戴笠，

军统局秘书兼人事处少将处长龚仙舫，

军统局专员金玉波，

英文秘书马佩衡，

汉奸黄顺柏，

副官徐焱，

卫士曹纪华、何启义，

通讯员李齐，

机组人员冯振忠、李开慈、张远仁、熊冲。

遇难十三人。

不过，根据这几年的一些新解密资料透露，戴笠之死，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二，戴笠得罪了张治中、顾祝同等大人物

据说，戴笠曾经举报张治中在长沙文夕大火中“办事不力。”和顾祝同“属下援女求欢”。

张治中曾经是老蒋的心腹爱将，跟老蒋的“五虎上将”一样受重视。至于顾祝同，那就更是不得了了，他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1月，第三战区撤销后，顾祝同先后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是老蒋面前一等一的红人。

张治中究竟该不该为长沙大火负责，这个问题历史已有定论，我们没必要也没资格讨论。说多了不合适，可能还会惹麻烦。戴笠得罪张治中、顾祝同这种大人物，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因为这都是犯大忌的事。

另外，陈诚也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一直没有好感。

我个人猜测，戴笠那么聪明绝顶的一个人，触犯张治中、顾祝同，按说不应该。至于说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咱们这种小人物，就更是无从知晓了。

三，蒋介石出手整治军统局

这是最可能导致戴笠之死的原因，就是说，戴笠碰触了蒋介石的敏感神经。

蒋介石此人，生性多疑。早年成立复兴社特务处时，他是看好戴笠对于特工行业的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坚韧不拔。

1935年5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的时候，陈立夫是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处长是陈立夫的嫡系亲信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戴笠担任处长。三处为邮检处，丁默屯为处长。

蒋介石原本希望他们互相竞争，互相配合，共同做好各种工作，为政府各项工作提供情报支持。当然也有互相制衡的目的。没成想，戴笠把二处搞得风生水起，不久后就吞并了第三处邮检处，而且和徐恩曾的一处争斗得水火不容。

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和责任，1938年，蒋介石提出增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任命徐恩曾为局长，这就是后来简称中统的特务组织。原来由陈立夫担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则全部交给戴笠接管。这就是后来两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军统局、中统局的来历。

老蒋虽然看好戴笠，无奈他资历较浅，只是黄埔军校第六期肄业生，为了不至于招致非议，老蒋只能让戴笠担任军统局副局长，实际主持军统工作。

那些兼任军统局局长的人，也都明白老蒋的意思，也知道戴笠能力的确出众，容不得别人，几乎兼任军统局局长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把自己真的当成局长，一切都由着戴笠在军统局实行独裁统治。在军统局所有人员里，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除了戴笠以外，他们还有个局长。他们姓甚名谁，那就更不清楚了。他们只知道戴笠是他们的老板。

不过，戴笠的能力的确超乎国民党序列里的大多数人。在他执掌军统组织的十四年里，他让军统特务渗透到了全中国的各种行业和每个不引人注意的所有角落。军统局掌握着国民政府里所有人触及不到的地方和无人知道的巨额财富。有人透露，军统局人员最膨胀的时候，有几十万人。这些人混迹于所有公开的组织系统里，小到每天拉洋车的车夫、摆摊小贩，大到军队高官的副官、秘书，就连蒋介石跟前的很多侍卫，也都是军统特工。更别说很多秘密组织了。光是局本部掌握的有名有姓的在编特工人员，就有五万多人。这些人手下，每个人都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线人。

特别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戴笠把他的特工派到各地肃奸，接收日伪资产时，聚敛了大量财富。戴笠又是个特别喜欢享受，每天花天酒地的人，他在各地无数的豪华住宅，以及里面装修的奢华程度，早就超过了他的主子蒋介石。抗战结束以后的军统局，其实早已经成为老蒋心里的一根刺。让它留着吧，难受；不留着吧，还真用得着。老蒋其实对于军统局的膨胀和戴笠的长袖善舞，到处插手，早就心有余悸了。

抗战结束以后，老蒋专门找戴笠详谈了一次话，意思是军统这个机构太过庞大，加上政府资金紧张，供养不了这么多人，美军方面、共产党方面和各民主党派又多次要求取消特务组织。戴笠马上明白了老蒋的意思，在抗战中，政府需要军统局收集、破译日伪情报，现在抗战结束了，老蒋要卸磨杀驴了。他假意服从，心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军统局如果缩编、拆撤了，自己怎么办。因此，他利用和美军的亲密关系，试图给自己在以后的国民政府里弄一个海军将领。这样的话，即使将来军统局没了，自己在政府里也有个立足之地。

老蒋早先安插郑介民到军统局担任秘书主任，就是制衡戴笠权力的，不过，戴笠只用了一招，就把老蒋的企图破解了。那就是让自己的亲信毛人凤担任了代理秘书主任。老蒋让军统、中统相互闹纠纷，其实也是要限制戴笠的。无奈，无论是陈立夫还是徐恩曾，在戴笠面前都不好使，都对戴笠的手段没有任何办法。

蒋介石为了限制戴笠的权力，后来又在军统局上面设立了一个侍从室第六组，任命唐纵担任组长，又任命他为军统局帮办。唐纵熟悉军统局业务，在军统里也有一定势力，又和戴笠有龌龊，可以制衡戴笠。老蒋又把戴笠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弄进这个组。

为了破解蒋介石对他的限制，戴笠做了一些工作，除了频繁和美国人接触，得到了美军的大力支持，美国总统罗斯福也特别看好戴笠，戴笠加紧了在国军内的联络，胡宗南、汤恩伯、何应钦、宋子文、杜月笙都成了戴笠的盟友。

另外，戴笠还想把军统局改组为一个政党，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和途径。在肃奸过程中，戴笠曾经试图把原来那些伪满汉奸和他们旗下的军队，都转变成军统局的附属组织，以扩充自己的实力。

老蒋眼看着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实在不能不管了，便又搞了一个五人小组，专门监视戴笠。五人小组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老蒋亲自领导五人小组。

总之，老蒋给戴笠的公开指示是，军统局太过庞大臃肿，把军统局化整为零，该拆撤的机构拆撤掉，该拆撤的人员，让他们哪来哪去。

后来的现实情况也的确符合了老蒋的意思，毛人凤担任局长的保密局，拆撤了大量机构和人员，保密局后来不能做生意了。由于没有了大量的资金来源，后来的保密局资金非常困难，常常捉襟见肘，很多时候人员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放。保密局收集情报的能力和当初的军统局，简直有天壤之别。我们在后来的影视作品里也多少能领略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