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婉容的皇后之路

婉容的父亲郭布罗·荣源虽然是清朝的遗老，但他的思想却不同于许多同时代的保守士大夫。他深知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新式教育正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这样的认知下，他对家中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尽管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当时依然普遍，但荣源主张男女应接受同样的教育。

婉容自小就跟随兄弟一起接受家庭教育。每天清晨，她便端坐书案前，与兄弟们共同诵读《四书》《五经》。这样的环境让婉容自小熟读古典书籍，练就了一手清秀的书法。此外，她还学习古琴演奏和绘画。

与其他家庭不同，荣源还特意为婉容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这在当时的贵族圈子中颇为少见，学习外语被视为一种新潮的教育方式，而荣源对此表现得非常前瞻。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未来拥有更多的机会，无论是融入社会还是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语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婉容从小接受了系统的英语训练，她的发音清晰、语法规范，这在那个时代的女子中显得尤为特别。

除了文化课，婉容还在父亲的引导下参与了更多实践性的学习。她的绘画技艺深得家中长辈的赞许，尤其是她画的仕女图和花鸟图，构图精致，线条流畅。荣源曾将她的一幅画作送给友人作为礼物，友人称赞她的画“虽是女儿手笔，却有大雅风范”。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婉容逐渐形成了温婉而又独立的性格。这种性格也使她在贵族圈子中很快闻名。1922年，16岁的婉容已是周围人心目中才貌双全的典范。

同年，清朝皇室为溥仪挑选皇后，端康太后对候选者的家世和个人素养要求极高。在众多候选人中，婉容以优雅的气质和过人的才华脱颖而出。太后看过她的画作，听过她的琴声，又与她简单交谈后，当场拍板决定她是最合适的人选。

润麒的紫禁城生活

润麒小时候体弱多病，父母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照顾，将他寄养在外祖父家中。他和姐姐婉容相处的时间不多，姐弟之间略显生疏。1922年婉容嫁入紫禁城成为皇后后，润麒才得以进宫陪伴姐姐。

润麒活泼好动，总能为沉闷的紫禁城带来几分生气。他虽然年纪尚小，但机灵聪明，总是能轻松地融入宫中复杂的环境。溥仪见他性格开朗，又生得讨喜，对这个小舅子格外喜爱。润麒的到来，让溥仪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两人常在课余时间一起阅读书籍，讨论学问，甚至互相用外语对话。

闲暇时，润麒和溥仪还喜欢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润麒从外祖父家带来过一副棋盘，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国际象棋。他耐心地教溥仪规则，两人常常对弈。溥仪刚开始不熟悉规则，总是输得快，但润麒会故意放慢节奏，给溥仪更多思考的时间。有时溥仪赢了一局，得意地拍着润麒的肩膀，笑着说要再来一局。润麒则假装抱怨，说不如换个他擅长的游戏，这样能赢得更轻松。

太监和侍从们都喜欢这个机灵的少年，甚至有人私下称他为“润少爷”。虽然润麒年纪轻，但他做事稳重，对礼节的把握得体，在宫中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润麒的留学与归来

1938年，润麒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在日本的几年中，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掌握了日语，并对国际局势和政治事务有了更深的了解。这种经历让他拥有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回国后不久，他便进入了伪满洲国，成为溥仪的侍从官。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中，润麒还参与了许多幕后的情报整理工作。他曾协助溥仪处理大量来自日本关东军的指令，这些指令涉及伪满的内政、经济和军事事务。润麒需要将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同时根据溥仪的指示向各部门传达相关政策。

伪满洲国的日常事务中，有不少看似简单却暗藏复杂性的事件。有一次，溥仪接到一份来自关东军的文件，内容涉及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细则。这些政策中用词晦涩，润麒接到任务后，连夜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为溥仪写了一份简明的说明。

日本关东军在处理伪满事务时态度强硬，但润麒懂得通过适当的语言和礼节来缓和双方的关系。他曾陪同溥仪与日本官员进行多次会谈，每次都能及时捕捉到关键点，并在会后协助溥仪制定应对方案。

他的工作强度很大，但润麒从未懈怠。为了提高自己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度，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学习经济学和国际法。许多同僚对他的努力和才干赞赏有加，认为他是伪满政府中少有的能文能武的人才。

逃亡与囚禁

1945年，东三省局势急转直下，苏联军队迅速攻占重要城市，伪满洲国的政权摇摇欲坠。润麒与溥仪及皇室成员不得不匆忙收拾行装，开始了仓促的逃亡。润麒作为溥仪身边的侍从官，肩负着协助溥仪处理一切逃亡事务的责任。

婉容因身体状况无法同行，这让润麒深感无奈。他与姐姐在大栗子沟匆匆告别，随后随溥仪向沈阳方向撤离。在逃亡途中，他们多次更换车辆和路线，甚至不得不依靠马车和步行通过一些偏僻的小路，以躲避追兵。

抵达沈阳后，润麒和溥仪一度试图与日本军方联系，希望通过他们安排飞往日本。然而局势变化太快，日本方面的支援迟迟未到，时间对他们而言越来越紧迫。最终，苏联红军迅速推进至沈阳，他们被苏军俘获。润麒与溥仪一同被押送到苏联，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囚禁生活。

被关押在伯力市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每天的饮食有限，寒冷的天气更是让囚禁环境充满挑战。然而，润麒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他利用自己从留学时期积累的学习能力，将有限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

润麒的日常生活在囚禁中极为有规律。他常在清晨起身整理自己的房间，并利用空余时间记录一些关押期间的见闻。他还参与监狱安排的劳动任务，尽可能完成得井井有条。在繁重的劳动间隙，他也会主动组织其他被囚者进行语言交流或知识分享，用这些活动来减轻压抑的气氛。

苏联红军对溥仪和润麒的管理非常严格，但润麒的态度和表现让看守人员对他印象深刻。他经常利用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的特长帮助其他囚犯和管理者进行沟通，因此得到了有限的信任。

1950年，润麒结束了在苏联的囚禁生活，被押解回国。在辽宁抚顺的战犯管理所中，他的学习和自律精神依旧没有改变。

晚年的坚持与平反

1957年，润麒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结束后获得特赦。他离开监狱，回到北京，与分离多年的家人团聚。面对一切重新开始的生活，润麒没有片刻懈怠，很快投入到社会的建设工作中。

润麒的语言才能让他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找到了独特的位置。他不仅熟练掌握英语、日语，还通晓俄语和德语。这种语言能力在当时的翻译工作中极为稀缺。润麒被调入翻译社，参与了大量重要的文件翻译和对外交流工作。在翻译社，他主要负责处理国际事务相关的材料，时常需要翻译一些重要的外交文书或外文著作。

工作之余，润麒也不忘继续提升自己。他开始系统地研读法学和历史领域的书籍，他通过这些学习，为后来的法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翻译社的几年里，他还参加了一些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与许多知名学者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交流。

到了晚年，润麒的学术研究愈发深入。凭借多年积累的语言能力和扎实的知识背景，他顺利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员。

润麒晚年的生活除了学术研究，还充满了对姐姐婉容的关注。他始终不满外界对婉容形象的错误解读，认为许多影视作品和书籍对她的描述带有偏见。他多次公开表示，婉容并非那些故事中所描述的形象，坚决反对对她人格的抹黑。润麒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通过学术的方式还原历史的真相。他还曾亲自撰写文章，整理姐姐的真实经历，希望能够还她一个公正的评价。

随着年纪增长，润麒的身体逐渐衰弱，但他从未放弃自己为婉容辩白的努力。2007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姐姐的名誉。他坚持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表达对历史公正的期望，希望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婉容的一生。

参考资料：[1]钱立言.润麒与溥仪(一)[J].紫禁城,1991,0(3):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