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有一条基本常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目前为止，经国家同意考古发掘的帝王陵墓共有22处，主动发掘的只有两处，少得可怜。

帝王陵墓作为古代最高规格的墓葬，集当朝政治、社会风俗、文化艺术于大成，是宝贵的考古资料。一座帝王陵的价值，无法估量。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发掘更多的帝王陵墓呢？

其实，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并没有“不主动发掘帝陵”这一规则。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就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发掘的。

但到了后来，周总理对发掘帝陵这件事非常排斥。历史学家吴晗找到周总理，问他要四十万发掘长陵时，周总理冷冷地说：“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这句话说得不可谓不重。那么，为什么周总理会转变态度呢？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背后，有哪些隐情？

发掘定陵：考古界无法挽回的悲剧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了考古界的“禁区”，谁都不敢碰。目前，我国主动发掘的帝陵只有两处，一处是殷墟王陵，另一处是定陵，都是在六十年代之前发掘的。

殷墟王陵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也是我国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考古工作者们从1928年就开始挖，挖了十几年，司母戊鼎就是从这里挖出来的。

那么，为什么要挖殷墟王陵呢？是因为当时的学者想要寻找甲骨文和商代都城。再加上，当时从国外传来了新的考古方法，考古学家们想通过发掘帝陵来寻找新的考古资料。

那时候，从政府到民间，都没有“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概念，所以殷墟王陵在劫难逃。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也没人关注考古了。所以，很多帝陵的发掘都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定陵也不例外。

定陵属于帝陵中少有的，倒霉的那一挂。如果说殷墟王陵是命中注定要被挖，那么定陵就是天降横祸，无妄之灾。因为从一开始，考古学家们想挖的就不是定陵，而是长陵。

长陵在明十三陵中排行老大，占地面积足有120000 m²，配殿、明楼、宝顶等建筑保存得非常完好。明成祖朱棣和仁孝文皇后徐氏就长眠于此，直到现在都没有被挖出来，得以安眠。

和明成祖夫妇相比，葬在定陵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下场那叫一个惨。

1955年，垂涎长陵已久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请求周总理同意他们发掘长陵。

报告里给出的理由是，朱棣是明太祖的儿子，殉葬品肯定很多。历史学家们可以用这些实物来研究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发掘工作完成后，还可以在上面建立博物馆，将出土文物都陈列在里面。不仅能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还能丰富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

报告最后的署名为：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

人名太多，都是当时的文化界巨擘，不用一一了解，重点看两个人就行了：吴晗和郭沫若。因为他们是这项提案的发起人和最大支持者。

郭沫若大家都很熟悉。他的头衔还挺多的，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能掺和进来也不奇怪。那么这个吴晗又是何许人也？

吴晗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民国大家都很器重他，姑且算是一个行业大拿吧。最重要的是，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能量有多大，不用多说了吧。

吴晗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明史，对长陵不可能不心动。郭沫若作为知名学者，求知欲旺盛，对长陵里的未知事物也保持着高度热情。他俩凑到一起一商量，就把发掘长陵提上了日程。

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吴晗要发掘长陵，纷纷大惊失色，想方设法地阻止。

原因是，现在的国家根本不具备发掘长陵这种大规模陵墓的条件。一旦长陵重见天日，相关文物的保存和修复都将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

简单来说就是，长陵可以挖，但不能现在挖。条件不成熟，不是糟蹋东西吗？

然而，吴晗并未把郑振铎和夏鼐的劝告听进去。他认为，新中国都成立六七年了，第一批考古方向的学生已经毕业，完全可以胜任长陵的发掘工作。

总之，对于吴晗来说，长陵，他是挖定了。

很快，国务院批准了郭沫若和吴晗提交的申请报告，长陵发掘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里设置了一支考古发掘工作队，专门负责发掘工作，队长就是北京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赵其昌。

一开始，赵其昌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但很快，残酷的现实就把他打击得精神恍惚：工作队顶着寒风找了几个月，都找不到长陵的墓道口！

连入口都找不到，还挖个啥？挖空气吗？

赵其昌愁得整夜都睡不着。找不到墓道口，放弃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委员会不就成笑话了吗？但是再耗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怎么办呢？

赵其昌想了半天，最后想出一个办法：不挖长陵，挖别的帝陵不就行了？找个规模小一点的，好挖的，就当练练手嘛，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于是，定陵就成了这个倒霉鬼。

1956年5月，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次年5月19日，定陵的玄宫正门打开，万历的棺椁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现于尘世。以此为起点，中国考古史也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起初，负责发掘的工作人员虽然动作生疏，但都是抱着严肃的态度，发掘工作也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若是一直这样倒也罢了，但定陵不是一般的倒霉，开挖后不久，就碰上了一场政治风波。

事实证明，当时局不稳定的时候，文化不仅得不到任何尊重，还会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被肆意搓圆捏扁，最后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定陵就是如此。

在政治风波的影响下，定陵的发掘工作磕磕绊绊，一波三折。文物保护这一块儿，更是做得一塌糊涂。

陪葬的鲜艳木俑变形变色，成为灰扑扑的一坨。陵墓内混乱不堪，各种文物像垃圾一样被随意丢弃，散落一地。光鲜亮丽，姝色无双的绫罗绸缎没有得到及时保存，全部腐烂、霉变，像一堆烂树皮。

最令人痛心的是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相关部门以“棺椁太旧，有碍观瞻”为由，做出了复制品。至于那三具金丝楠木棺材，则被扔到了深山老林，不知所踪。

可怜的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死后还要被曝尸仓库。惨，太惨了。

总而言之，定陵的发掘工作历时两年多，耗资40余万元，最后的结果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一地鸡毛，考古悲剧。

吴晗作为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越挫越勇，甚至准备再次染指长陵。

这一次，他会如愿吗？

周总理对发掘长陵的态度

1958年7月底，定陵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帝王陵墓，终于完完全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9月，激动无比的新华社向全世界播报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第一座帝王陵墓的消息，全世界的考古界都震惊了。因为，不仅仅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发掘帝王陵墓的例子，都非常少。

定陵的发掘，足够引发一场地震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将目光放在了这座珍贵的地宫上。

外国人感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震惊于中国考古界的剑走偏锋，胆大果敢。而中国人呢，则纷纷效仿挖帝王陵墓的行为。一些省份立刻开始拉起队伍，磨刀霍霍向帝陵，嚷嚷着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

这股风潮，称得上歪风邪气。你说他们发掘帝陵是为了历史研究，那倒也未必，很多乌合之众就是单纯地跟风。什么考古指导，什么文物保护，他们压根儿就不懂，挖就完了。

眼看一切即将失控，郑振铎和夏鼐再次站了出来，呼吁大家停止发掘帝陵。然而，根本没有人听。

两位先生急得要命，立刻上书周总理，请求国务院尽快制止这种不正常的发掘风气。

有了定陵的悲剧和教训，大家就应该明白，帝王陵墓的发掘工作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并不是挥着洛阳铲随便挖挖就行了。

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儿。在缺乏专业考古指导和严密文物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掘帝王陵墓就是糟蹋文物。全国各地兴起的“发掘帝王陵墓”这种风气，更是会让中国文化遗产面临灭顶之灾。

当然，帝王陵墓最终都还是要挖的，但不是现在。推迟个几十年，不是不可以。放一放，对大家都好。

郑振铎和夏鼐的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

周总理一向很关心文物保护工作。定陵被挖成那个鬼样子，他感到非常难受。

这个悲剧，完全是国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造成的。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对考古发掘的态度过于乐观，这是不对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定陵的悲剧已然造成，国家能做的，就是避免下一个“定陵”的出现。

于是，国务院很快下达了文件，要求全国各地立刻停止对所有帝王陵墓的发掘工作。“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铁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份文件简明扼要，中心思想突出，很好理解。但有些人，就是听不懂人话。

这里的“有些人”，特指吴晗。

自从定陵发掘工作完成后，吴晗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发掘长陵。对此，他不惜见缝插针，百般试探。

1965年9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中国访问。期间，周总理带他去参观了定陵，陈毅、吴晗等人随行。

阿尤布·汗走进定陵之后，新奇地到处观察，眼睛都不够用了。他走在地宫中，一边张大嘴巴一边竖起大拇指，语气激动又兴奋：“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

没人不喜欢听好话。周总理听到阿尤布·汗的赞美，脸上也露出了高兴的笑容。他骄傲地介绍道：“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

周总理话音刚落，吴晗就插了一句：“长陵比定陵的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不得不说，这种行为放到今天，那就是个显眼包。

周总理当即就有点不高兴了。但是，有外宾在场，他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接吴晗的话，拒绝谈论此话题的态度非常明显。

可是，吴晗不知道是装傻还是怎么的，根本没注意到周总理的态度，在发掘长陵的事情上杠到底了。

这之后的某一天，吴晗特意找到周总理，说发掘长陵的事。他满怀希望地问：“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

周总理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需要多少钱？”

吴晗估摸了一下定陵的花费，犹豫着说出了一个数字：“大约要四十万”。

周总理听了，扭头就走。吴晗急急忙忙地追上去，不死心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

这下子，周总理是真的生气了。怎么，这个吴晗听不懂人话吗？国务院都发文件了，停止发掘帝陵，他完全不看是吧？而且，现在的政治局势不太好，乱象已显，发掘长陵，是想让它成为第二个定陵吗？

想到这里，周总理脸色沉沉，回了一句：“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说完，他看都不看吴晗，弯腰钻进轿车里，吩咐司机发动车子。

汽车启动，很快就驶远了。吴晗站在车尾气里一脸呆滞，心如死灰。

周总理的这句话，让长陵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也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周总理的决定是正确的。

十年动乱，定陵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万历和孝靖、孝端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砸得七零八落，最后付之一炬，连骨灰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怎一个惨字了得？

至于吴晗，也没得到什么好下场，蒙冤死在了这场动乱里。

可以想象，如果周总理同意了吴晗的请求，开始发掘长陵，那么长陵一定会步定陵的后尘，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长陵比定陵的规模大，文物也更多。这些文化遗产若真的损毁了，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损失。

所以，哪怕帝王陵墓吸引力巨大，但为了避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还是不要去发掘了，让它们好好地待在地下吧。

毕竟，历史研究也不是只有发掘陵墓这一个研究渠道。通过考古得到的地下实物资料固然很重要，但不是必要的。没有不主动发掘帝陵，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的说法。

而且，很多帝王的后人都还在这个世界上。你挖他们的墓，就是挖人家祖坟，这不缺了大德了？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吧。

当然，特殊情况的帝陵除外。比如，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帝陵被迫暴露。又比如，有些帝陵已经被盗墓贼光顾了。为了保护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就会对这些帝陵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就是被动发掘了。曹操墓、海昏侯刘贺墓、隋炀帝杨广和萧皇后的墓，都属于被动发掘之列。

总之，对于发掘帝陵一事，我国的态度就是：能不挖就不挖。一来是保护文物，二来，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吧。

对于帝陵的好奇心，每个人都有，但比起满足求知欲，对文化遗产负责更重要。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过去负责，也是对未来负责。

总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会从这些未发掘的帝陵中发现很多东西。而这些发现，会比我们现在所获取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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