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当年封藩，为何不派宗室王公，而是用吴三桂等异姓王？

世人皆知康熙年间发生的三藩之乱，差点让大清江山改了姓，可谁又曾想到，这场叛乱的种子，却是顺治皇帝亲手种下的。当年清朝刚刚入主中原，百废待兴，却偏偏要将三个重要的边疆重地，交给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这三个异姓王镇守。这在历朝历代可都是大忌！要知道，从古至今，分封异姓王最后闹出祸端的事例可不在少数。那么顺治皇帝为何要冒如此大险？他手下难道就没有可用的宗室王公吗？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不得已的苦衷？

一、多尔衮之死与朝局剧变

顺治七年正月十五，正当京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之时，摄政王多尔衮突然在围猎途中暴毙。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摄政王，就这样匆匆告别了人世。

多尔衮的突然离世，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朝堂上激起千层浪。要知道，多尔衮在世时，朝中大小事务几乎都由他一手掌控。他不但拥有＂皇父＂尊号，更是独揽大权、威势滔天。

可就在多尔衮死后第三天，朝廷就下了一道震惊四方的诏书。诏书中不但取消了多尔衮的＂皇父＂尊号，还追夺了他摄政王的封号。一时间，多尔衮的亲信们人人自危。

世人都说多尔衮是因为打猎时受了风寒而亡，但朝中却在暗地里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这位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其实是死于一场精心设计的＂意外＂。

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算开始了。多尔衮生前信任的大将费扬古被革职查办，成为这场政治清洗的第一个牺牲品。费扬古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曾率军南下，为清朝开疆拓土立下赫赫战功。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多尔衮的亲兄弟睿亲王多铎也难逃厄运。这位曾经在山海关大战中一战成名的宗室名将，被剥夺了军权，只保留了一个虚衔。

随后，朝廷对多尔衮的亲信展开了大规模的清算。那些曾经依附于多尔衮的宗室将领，不是被罢官，就是被削权。就连一些与多尔衮关系不错的满洲勋贵，也纷纷遭到贬谪。

这场清算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半年时间，朝中的权力格局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曾经在军中叱咤风云的宗室将领，要么被革职查办，要么主动告老还乡，要么干脆远走他乡。

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清洗，使得朝廷失去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宗室将领。这些人当中，有不少都是在关外征战多年的老将，堪称清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去，在军中留下了巨大的人才真空。

顺治帝虽然除掉了多尔衮这个心腹大患，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些曾经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的宗室名将，在这场清算中或被贬或被削，使得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捉襟见肘。

二、宗室王公的能力之困

多尔衮的离世，不仅让朝堂上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更让清廷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比起这些变故，更让顺治帝头疼的是宗室王公们的能力问题。

说起开国功臣，不得不提到那些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南征北战的老将。这些人当中，像济尔哈朗这样的元勋重臣，年事已高，精力大不如前。这位功勋卓著的老亲王，在南征江南时就已经七十多岁了，打仗时经常要由人搀扶着上马。

即便如此，济尔哈朗依然坚持亲临战场，可见老一辈宗室将领的责任感。但问题是，像他这样的开国元勋已经所剩无几。当年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十三副铠甲＂，到顺治年间已经凋零殆尽。

再看宗室王公的新一代，情况却令人大为不解。这些在关内长大的王子王孙们，从小锦衣玉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的是金砖玉瓦的王府，出门是八抬大轿，仆役成群。

有一次，顺治帝亲自组织宗室子弟进行马球比赛。这本是满洲贵族最为擅长的运动，可结果却让皇帝大失所望。参赛的年轻王公们骑术生疏，挥杆无力，有的甚至连马都骑不稳，当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些新一代的宗室王公不仅骑射功夫退步，连最基本的军事素养也在日渐丧失。在关外时，满洲贵族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习骑马射箭，经常跟着父辈去打猎。可到了关内，这些传统却渐渐被他们抛在了脑后。

顺治十三年，朝廷专门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宗室子弟必须坚持习武，每月都要进行骑射考核。可这道谕旨收效甚微，那些养尊处优的王公们宁可花时间赏花听戏，也不愿意吃苦练武。

有一位宗室王爷甚至公然在朝堂上说：＂如今天下太平，何必还要天天舞刀弄枪？＂这番话传到顺治帝耳中，气得他当场拍案而起。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宗室子弟不但不习武，反而热衷于吟诗作对。他们花重金聘请汉人文人做西席，整日里舞文弄墨。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些人连最基本的满文都写不好，更遑论领兵打仗了。

正因为如此，当朝廷需要派遣将领镇守边疆时，能用的宗室将领寥寥无几。那些年轻的王公们或是能力不足，或是畏缩不前，根本无法担当重任。

三、三王的特殊军事价值

正当清廷为宗室将领人才匮乏而发愁时，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这三位降将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他们不仅精通明军的作战方式，更重要的是在西南、东南沿海一带建立起了稳固的根基。

说起这三位降将的本事，不得不提吴三桂在云贵一带的表现。在平定李定国之乱时，吴三桂采用了一套独特的战法。他深知云贵山区地形险要，大军难以展开，于是一改以往的强攻战术，改用分兵包抄的方式。他派出小股精锐部队，穿插在各个山谷之间，专门袭扰李定国的粮道。这一招果然奏效，不到半年，李定国的大军就陷入了困境。

更为关键的是，吴三桂手下还有一支＂关宁铁骑＂。这支部队是他从辽东带来的老底子，不但战斗力强，还精通汉、满两种作战方式。在剿灭张献忠余部时，这支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一次，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率军与清军对垒，正好遇上天降大雨。孙可望以为大雨天骑兵无法冲锋，放松了警惕。不料吴三桂的关宁铁骑竟然冒雨突击，一举击溃了孙可望的大军。

至于尚可喜，他在广东沿海一带的影响力更是不容小觑。当时郑成功的水师常常骚扰沿海地区，但只要是尚可喜镇守的地方，郑军都不敢轻易靠近。原来尚可喜不但精通水战，还笼络了大批原明朝的水师将领。这些人熟悉海战技巧，对付郑成功的水师有独到之处。

最令人称奇的是耿继茂在处理与当地土司的关系上的本事。他在福建任职期间，竟然说服了几个盘踞深山的土司前来归顺。这些土司手握重兵，占据险要，一向不服中央管辖。但耿继茂通过结亲和授予军职等方式，成功地将他们纳入了清廷的统治体系。

不仅如此，这三位降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利用原有的明朝军政体系。他们保留了许多明朝的军制，并对其加以改良。比如在征调粮草时，他们沿用了明朝的＂厢兵＂制度，这样不但节省了军费开支，还能保证军需供应的稳定。

另外，这三王的部队中还保留着大量的明朝降将和士兵。这些人虽然投降了清朝，但对本地的情况非常熟悉。特别是在处理地方事务时，他们比满洲官员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有一次，云南发生旱灾，吴三桂立即调动原来的明朝仓储官员组织赈灾，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三王的这些特殊优势，是当时的满洲将领所不具备的。他们不但能征善战，还深谙地方治理之道。在西南和东南这些地区，他们就像是一把把打开地方政权的钥匙，为清廷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四、清廷的政治考量

顺治十六年的一个早朝，洪承畴递上了一份特殊的奏疏。这位曾经的明朝降臣，在奏疏中详细分析了三藩分封的利弊。他指出，云南、广东、福建三地不同于内地，地理位置特殊，民情复杂，若由生手接管，恐怕会引起动荡。

这份奏疏立即在朝堂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一些满洲大臣坚决反对分封异姓王，认为这会重蹈五代十国的覆辙。但也有大臣支持洪承畴的建议，他们认为眼下的形势特殊，不得不破例行事。

就在朝廷争论不休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郑成功的水师突然在江南沿海一带活动频繁。这一消息让满朝文武都紧张起来。要知道，郑成功的水师战力强悍，曾多次打得清军望风而逃。

正是这个消息，让顺治帝下定了决心。他随即召开了一场特别的议政王会议。会上，几位资深的议政王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与其防着这三位降将，不如彻底笼络他们。

这个建议背后有着深层的考虑。当时的清廷虽然已经统一了中原，但统治基础还不稳固。特别是在南方地区，不少地方还在暗地里支持反清势力。若能借助这三位降将的影响力，无疑可以稳定局势。

更重要的是，朝廷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满洲贵族的势力过于膨胀。自从入主中原后，一些满洲贵族仗着功劳，在朝中结党营私，甚至干预朝政。分封三藩，某种程度上可以制衡这些满洲贵族的势力。

顺治帝很快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先是下令给三王加官进爵，然后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优待政策。比如允许三王自行征收赋税，保留军队指挥权，这在清朝是极为罕见的。

有趣的是，在分封三藩的诏书中，还特意提到了＂因地制宜＂四个字。这四个字看似平常，实则大有深意。它表明朝廷承认了三地的特殊性，也变相承认了三王的特殊地位。

分封之后，朝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三王的心。比如允许他们的部下继续使用明朝的官制，保留原有的军事体系。这些措施表面上是给予优待，实则是一种政治妥协。

不过，朝廷也没有完全放任三王。在分封诏书中，特意规定三王每年必须向朝廷报告军政大事，重要决策必须经过朝廷批准。这些规定看似松散，却为日后收权留下了余地。

五、最终的历史代价

康熙十二年农历三月，一份急报从云南传到京城：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清。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朝廷。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到半个月，尚可喜和耿继茂也先后响应，三藩之乱就此爆发。

从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这场叛乱持续了整整八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超朝廷的预料。仅在开始的一年里，叛军就占领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一时间，半壁江山都落入了三藩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叛过程中，清廷派出的宗室将领屡战屡败。有一次，朝廷派豫亲王率军征讨吴三桂，结果在湖南吃了大亏。原来吴三桂深谙清军的战法，专门挑选清军不擅长的山地和丘陵地带作战，让清军的骑兵优势发挥不出来。

更让朝廷始料未及的是，三藩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军需物资。光是吴三桂在云南的军火库存，就足够支撑三年的大规模作战。这些物资原本是朝廷赐给他们防守边疆用的，没想到最后却成了反清的本钱。

经此变故，康熙帝当即下令改革军制。他一方面组建新军，一方面重用汉军将领。在平叛过程中，年轻的康熙帝逐渐认识到：与其依赖不可靠的藩王，不如培养忠心耿耿的职业将领。

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始大规模提拔汉军将领。像王辅臣、赵良栋这样的汉军将领，因为在平叛中立下战功，很快就被提拔到要职。这些人虽然出身低微，但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打起仗来比那些养尊处优的宗室将领强多了。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在一次廷议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藩王之制，从此废止。＂从此以后，清朝再也没有分封过异姓王。就连朝廷封赏功臣，也改用其他方式，比如加官进爵、赐予财物等。

即便是到了乾隆年间，朝廷对异姓封王的忌惮仍然存在。有一次，大将军兆惠在平定准噶尔之战中立下大功，朝臣建议封他为王。乾隆皇帝立即否决了这个提议，只是赏给他一个＂公＂爵，而且规定这个爵位不能世袭。

这场持续八年的叛乱，不仅让清廷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清朝的统治策略。从此以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各地的军政大权也都收归中央。那种依靠藩王镇守边疆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