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位于中国陕西省神木市，是一座距今约4300年的史前古城遗址。该城址以石砌城墙著称，城墙长度达数千米，规模宏大，展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古城内部分布有宫殿、居址、墓葬等丰富遗迹，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如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等，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文化与文明水平。石峁古城不仅是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代表，也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其独特的城市布局与建筑特征，为研究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宝贵线索。

自2011年起，石峁遗址的考古探索迈入崭新篇章。在陕西省文物局的强力助推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以及神木县文体广电局携手组建石峁考古团队，对遗址区域进行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重点复查。此番发掘揭示了石城的三重结构——“皇城台”、内城及外城，并发现了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一系列附属建筑，城内总面积逾400万平方米。此外，在城外如樊庄子等地，也发现了石构建筑遗迹。

2012年至2015年期间，石峁考古队集中力量对外城东门及城内后阳湾、呼家洼、韩家圪旦等关键区域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过程中，规模宏大的外城东门址、排列有序的房址以及高等级墓葬等遗迹重见天日，同时出土了大量用于断代的陶器、玉器、石器及骨器等珍贵文物。这些发现为厘清石峁的年代脉络与文化属性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碳十四测年数据与考古学证据显示，石峁城址的初建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2300年之前，大约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被废弃，其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城址。石峁遗址的发现激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多元性的深入探讨，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重构公元前2000年前后华夏大地上“万国林立”的社会面貌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石峁遗址的崛起，标志着北方地区复杂纷争局面的终结，促进了距今约4000年前华夏北缘一支重要政治势力的萌芽与发展。

2012年，石峁遗址发掘不久，即纳入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石峁为中心的陕北聚落研究和以杨官寨为中心的关中聚落研究”的子课题中，成为该项目在西北地区的主要工作之一。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石遗址入选国家重点保障的“150处大遗址目录。石峁遗址以其重大的学术意义：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8月，石峁遗址考古工作荣膺“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之“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殊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

固若金汤的城池和作为核心的“皇城台”。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表明，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气势恢宏，构筑精良，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千米，宽度约2.5米，目前地表所见残高1米左右。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一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

“皇城台”是高级宫殿建筑群及重要建筑基址的核心区域，其台顶布局有密集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尽管尚未进行全面发掘，仅依据目前的调查与勘探结果推测，该区域的夯土遗迹占地面积不小于2000平方米。在“皇城台”的北侧，有一片平面大致呈长方形的池苑遗址，现存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深度超过2米。环绕“皇城台”的是多达九级的堑山砌筑护坡石墙，部分墙体装饰有精致的石雕，如菱形眼纹、饕餮图案，以及金字塔状的结构设计，展现出坚固雄伟、错落有致的壮丽景象。

通往“皇城台”的门道设在台体的东北端，连接内城与外城，20世纪70年代时，尚能见到从台底延伸至台顶的石砌阶梯，现今仍可辨认出其两侧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遗迹。多年来，在“皇城台”周边出土了石雕人头像、鳄鱼骨板、彩绘壁画等高等级文物，这些发现揭示了其布局严谨、地位显赫、功能高级的建筑特征，成为推断“皇城台”为高等级贵族或“王者”居所的关键证据。其建设不仅注重防御的坚固性，更彰显了威严与震慑力，可见建造者倾注了大量心血。

如今，石峁遗址的地表景象破碎，沟壑纵横。石峁城内部被天然沟壑分隔成16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梁峁），这些单元上密集分布着龙山文化时期的居址、墓葬等遗存。部分房址甚至直接建于下切沟壑的基岩平台上，大多沿坡面排列。据此推测，石峁遗址的整体地貌在四千年来似乎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大聚居、小分散”的居住模式，可能意味着石峁城内包含了许多小型血亲集团，但关于这些小型聚落群之间的规模差异、功能划分及时代特征等问题，目前仍缺乏清晰的认识。

石峁城址，始建于约4300年前，其石砌城墙蔚为壮观，长度延伸约10千米，宽度亦不少于2.5米，若以现存最高处的5米为参考，整个城墙所用石料总量高达12.5万立方米，这一庞大的工程量远远超出了当地聚落人口所能承担的劳动力范畴。石峁城墙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而建的壁垒，它还承载着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在公共权力的监管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一大特色。

城墙的规模，作为衡量城址大小、资源集中程度、人力调配能力以及行政组织水平的标尺，无疑表明石峁遗址已初步具备了早期城市的关键要素与特征。它与周边散布的成千上万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国”与“野”概念的生动展现。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断，石峁遗址的统治者很可能是已经掌握了公共权力与祭祀权力的双重控制权，满足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基本条件，甚至有可能是上古传说中的黄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