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毅是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奠基者，那么另有一个人，是这座城市在新时代的拓路者，他就是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严佑民。

纵观严佑民的履历，会发现他是我党大器晚成、厚积薄发的一名优秀干部，47岁任公安部副部长，59岁任上海市委书记。

70年代后期，党中央把上海这座重要城市交给了严佑民，这对他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全新的挑战。

上海跟他以往所工作的地方都不同，这里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社会成分复杂，严佑民到任期间，动荡刚刚结束，上海的经济、社会秩序都亟需稳定。严佑民经常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是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现在的现代化建设阶段，我们的工作都要想民之所想，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解决好“急、难、愁”的问题。

严佑民将工作方式做了变通，但目的是一样的：了解民意。从前在安徽工作时，他可以走入群众中间面对面交流，但如今环境不同，上海地域广，人口基数大。严佑民发现，上海知识分子多，市民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于是鼓励民众，有困难向市委写信。

这一工作方式，或许就是今天“市长热线”的源头。市委每天都会收到海量市民信件，严佑民以身作则，每天固定抽出几小时读信件，并要求市委所有工作人员：“群众的来信一定要认真处理”。

这项工作，细致、繁琐，又耗费人力资源，但也很快见到了成果。在严佑民“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桩桩有回音”的三条铁律之下，百姓来信提出的难题都得到了一对一解决。上海的百姓相信政府、拥护政府，这为严佑民以后主政上海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堡垒。

而挑起上海的“担子”，是严佑民革命生涯的一次转型。在此之前，他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严佑民是陕西人，读中学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红军来到陕北后，严佑民弃文从军，成了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宣传干事。

加入红军后，年轻的严佑民一直期待着被派往前线参加抗日的斗争，但党中央对他另有安排。他被先后送往抗大、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他受党的委派，到鄂豫皖的多个地区担任县委书记、负责民运工作。

那是二十出头的严佑民第一次离开陕西，他发现无论哪里的人民，都渴望和平、富足的生活，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有责任为人民的祈愿而奋斗终身。

“人民公仆”的工作，严佑民干得很有劲头，却在1942年转了行。党中央调他从事公安工作，担任皖江公安局副局长。严佑民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他所负责的维护当地治安、反奸锄特，一样是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系统担任要职，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发光发热。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严佑民没有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中也没有他的枪声。但功勋不仅仅是战功，严佑民早已在党的栽培下成为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

特殊时期，与严佑民共事的曾山遭到诬蔑，有人称他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人有接触，因此将他视为应该打倒的汉奸、特务。而事实上，曾山当时在新四军任组织部长，与日本方面接触是受延安党中央的委派，也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

严佑民和一些刚正不阿的党员，为了证明曾山的清白，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新四军和曾山的历史资料。他们找到的四份电报，与曾山陈述的事实相吻合。但严佑民此举，却让自己遭到了牵连和诬陷。1968年，严佑民等37名同志身陷囹圄，严佑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盗窃核心机密”。

狱中的严佑民毫不颓丧，他坚持真理，相信党的正确力量，他的心态是极其乐观豁达的。狱中生活艰苦，导致严佑民50出头就患上了心脏病、白内障、风湿性关节炎等折磨人的慢性疾病。

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工作，严佑民一身疾病仍不荒废时间，那期间，他认真地重新学习《资本论》，将《毛选》精读了四遍。1972年，严佑民终于恢复了自由。前来看望他的老同事，有感于他的气节，赋诗赞扬他。严佑民却谦虚笑道：“把我捧得太高了！”

但他十分喜欢那首诗的最后两句：四年囹圄等闲事，收拾行装再前行，这正是他当时内向思想的写照。严佑民很快就“再出发”了，先是恢复了公安部副部长的工作，一年后又被派往上海主政。

新时代的上海，经济、文化蒸蒸日上，然后而仍有旧上海的一些沉积问题在暗流涌动——上海在旧社会曾有黑恶势力盘踞，动荡时期刚结束，一些流氓阿飞仍蠢蠢欲动。

作为在公安干线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严佑民对社会治安问题十分重视，并监督公安系统严厉打击违法乱纪分子。那一阶段，上海处理了多起拦路抢劫、侮辱妇女等恶性案件。

或许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上海人，还记得当年轰动全国的“控江路事件”。1979年9月的一天，一群流氓阻碍警察执法，打砸车辆和过往行人，还对一名年轻女性侮辱调戏，甚至动手撕她的衣裳。这一事件虽未造成受害者死亡，却让受害妇女身心严重受伤。

流氓们公然扰乱治安秩序、公然欺辱妇女的行为，造成了上海市民的恐慌。那个阶段，上海的女工下班后都不敢自己回家。严佑民决定，必须严肃处理，公检法等有关部门齐心协力，将涉案流氓抓捕归案，依法严办。为了稳定民心，保护百姓安全，严佑民经常深夜率领相关部门干部，部署、落实夜间民警的巡逻工作。

一番雷厉风行的法制手段，震慑了不法分子，严佑民随即指示公安部分发出公告，统一时间、地点，收缴个人私藏的匕首、砍刀等凶器。“控江路事件”虽带来了恶性影响，但严佑民在短时间内稳定了社会秩序。

2001年，病重的严佑民没有力气说话，他就用手，在床单上划出一个字：死。家属明白了他的意思：既然已经病情无力回天，就不要在他身上浪费药品和医疗资源了。

严佑民病逝后，他的子女按照他的遗嘱，将遗体供医学解剖，器官捐献给医学事业做研究。这是一生鞠躬尽瘁的严佑民，最后一次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做贡献。

参考文献：

《检察风云》2006（13）《“皓首明月照九州”纪念严佑民同志逝世五周年往事追忆》

《档案春秋》2006（07）《忆严佑民同志两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