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寒风透过铁窗涌进狭窄的牢房，渣滓洞的每一天都像是煎熬。这里的囚犯，每个人都形容枯槁，身上布满因营养不良而生的疮疤，眼里却带着一股倔强的光。杨俊生坐在牢房的角落，面前是一碗寡淡得几乎看不到菜的汤水，里面漂着十几根豆芽。

这就是他一天的口粮。牢房中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和汗臭味，似乎混合着未干的血腥。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忍着不发出任何抱怨的声音。在渣滓洞，吃饱从未成为可能，活着才是最大的目标。

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座监狱中撑多久，但彼此间的支持与坚韧让人坚持下去。那些刺耳的枪声和特务的脚步声从未停息，死亡的阴影随时可能降临。可就在这样的困境下，杨俊生为何最终能活着走出这座人间地狱？

1948年7月的一个幽暗夜晚，四川省武胜县三溪乡的静谧被偶尔的虫鸣打破。杨俊生和罗仁杰、张元平、刘耀文在村外的小树林里秘密汇合。他们计划起义，期望能够点燃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火种。

在密集的树荫下，四人低声讨论起义的最后细节，确认每个人的任务和路线。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武装支持和充分的策略部署，他们的计划充满了风险。起义行动很快在深夜展开，他们分散到预定位置，尝试联合更多的村民和地下党员响应这一行动。

然而，消息可能提前泄露，或是准备不足，导致他们迅速遭到了国民党驻军的反击。在慌乱中，四人设法撤离到较为隐蔽的山林和小溪边，利用地形的复杂多变来躲避敌人的搜索。杨俊生等人在与追兵的拉锯中终究还是被捕。

敌人将他们押送到三溪乡政府的拘留所，那里四周用木栅栏围着，仅有几间破旧的土房，四处漏风，地上堆积着泥土和杂草，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汗臭味。他们被命令蹲在院子里等待审讯，身边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目光警惕而凶狠。

很快，审讯开始了。敌人先是将四人分开，逐一提审。杨俊生第一个被带进审讯室。敌人先是试图通过语言试探，询问他们的身份、来历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然而杨俊生保持沉默，仅简单回答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对于其他问题，他要么以“不知道”应付，要么干脆闭口不言。在接下来的提审中，敌人开始对杨俊生施加更严厉的手段。

几名士兵将他拖到一旁，用绳子吊起双手，强迫他整个人悬空而立，接着用粗重的木棍击打他的背部和腿部，企图从他口中撬出更多信息。然而，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杨俊生始终没有泄露任何党的机密。

与此同时，罗仁杰、张元平和刘耀文也分别接受了类似的审讯。他们的策略和杨俊生完全一致，敌人问什么，他们只回答自己身份的表面信息，对于涉及党组织和地下工作的内容，一律避而不谈。

几轮审讯下来，敌人发现四人的口供几乎一致，没有任何破绽，这让审讯者更加恼怒，但也一筹莫展。敌人在审讯无果后，转而试图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劝降。他们故意放出消息，声称只要愿意交代，就能减轻刑罚，甚至给一条生路。

但杨俊生等人对此充耳不闻，无论是明里暗里的利诱，还是不断升级的刑罚，他们都咬紧牙关，一字不吐。

1948年8月，杨俊生、罗仁杰、张元平和刘耀文被押解上路，前往重庆的渣滓洞监狱。押送途中，四人被铁链相连，双手反绑，艰难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路上的守卫每隔一段时间便呵斥他们继续前行，时不时用枪托轻轻敲打，以示威胁。

到达渣滓洞后，四人被分别押入不同的牢房。这里的牢房是由坚硬的砖石砌成，铁门厚重，房间仅有不到15平方米的空间，却挤满了十二名囚犯。房间里光线昏暗，只有一扇小铁窗开在高处，透进一丝微弱的光线。

空气闷热，墙角的霉味混杂着汗臭和污水的气味，令人作呕。每个牢房上下铺共六张木板床，木板粗糙而干硬，床位拥挤，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新来的杨俊生等人只能在地上找个狭窄的角落挤着坐下，身旁是早已破烂不堪的毯子和旧草垫。

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每天只有两顿饭，分发的食物简单到难以下咽。碗里是掺杂了稗子和炭渣的糙米饭，甚至能吃到谷壳和泥沙，牙齿在咀嚼时发出咯吱声。

配菜是一种被称为“下角菜”的东西，实际上是别人挑剩下的黄叶、根茎，或者是已经发霉的豆芽，有时甚至只是一碗加了盐的水。每人分到的豆芽不到二十根，一碗菜汤清得能看见碗底。

水的供给更为有限。监狱里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只能喝从山下提上来的混浊井水，漂浮着细小的杂质。牢房内的卫生环境也极差，厕所只是一处简单挖开的坑，几乎没有清理过的迹象，苍蝇成群，臭味久久不散。

在渣滓洞，所有人的行动都受到严密监控。每天早晨，囚犯们被逐一叫号，排队列队检查，有时还会被强迫做些无意义的劳动。

牢房外的高墙上架设着电网，守卫的岗亭上有士兵手持武器来回巡视，监狱东北方向的机枪阵地更是对准整个区域，随时准备射击。一旦有人试图靠近禁区，就会遭到无情的镇压。

尽管生活条件极度艰苦，杨俊生和其他囚犯们仍努力在困境中寻找支撑。牢房里的日子漫长又单调，但他们通过彼此间的支持，坚守信仰。

在狱中，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能让人感觉到革命同志之间的力量，比如在分发饭菜时，哪怕只有几粒米、几根豆芽，大家总会尽量平均分配，生怕有人吃不饱。

有些身体较强壮的囚犯会悄悄将自己的那一份留给身体虚弱的同志，虽然谁都知道这点食物不可能让人真正恢复体力，但这种行为传递出一种无声的支持。

杨俊生与其他男囚们同处一个牢房，环境恶劣到无法形容。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努力维持基本的秩序。牢房里的同志们会默契地分工，比如有人负责整理那几件破旧的毯子，有人负责清理角落里积存的污物，尽量保持有限的干净。

有一次，牢房的门被看守粗暴地打开，所有人被命令走出牢房列队。杨俊生和其他囚犯一起低着头，步伐沉重地走向监狱的小操场。这是每周一次的“放风”时间，但实际上只是为了给囚犯一点活动的空间。

操场被四周高高的围墙包围，顶部架设着密密的电网，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岗亭上注视着每一个人，随时准备扣下扳机。就是在这样一次放风时，杨俊生远远地看到女囚们被带到了另一边的院子。他们站成一排，同样由看守严密监视着。

杨俊生的目光扫过人群，注意到一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江竹筠，狱中大家都称她为江姐。她站在队伍中，身姿挺直，即使身上的衣物早已破旧不堪，依然显得与众不同。江姐的表现一直是渣滓洞内同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人曾经提到过她面对酷刑时的坚韧和无畏，还有她在女牢房中如何鼓舞身边的同志。尽管她从未与男牢房的囚犯们直接接触过，但她的事迹早已在监狱内传开，成为许多人坚持下去的动力。

放风时间很短，囚犯们被迅速押回牢房。回到狭小的空间后，牢房里的同志们压低声音，偶尔会交流一下自己听到的关于江姐的事情。有人说她始终拒绝向敌人妥协，即使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也从未吐露任何党的秘密。

1949年春天，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局已成定局，战线不断收缩，解放军势如破竹地向全国各地推进。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据点，局势日益紧张。随着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的进展，国民党被迫接受释放政治犯的条件。

杨俊生因为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共产党，他经过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后，得以离开渣滓洞。离开渣滓洞后，杨俊生回到川东地区。他辗转回到岳池县，不久便投入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他参与了土地改革工作，为当地农民讲解新政策，帮助他们解决土地分配的矛盾。

然而，距离他离开渣滓洞仅仅数月，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发动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解放军即将进入重庆的前夕，这些特务为了毁灭革命力量，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300余名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实施了大规模屠杀。

这一天的黎明，被押送到刑场的囚犯们成批倒下，枪声此起彼伏。那些无法被押送的囚犯则直接被杀害在牢房内，血流成河，监狱内外一片凄惨。渣滓洞里，曾经与杨俊生共同生活过的许多同志，再也没有能走出那座冰冷的监狱。

放风时短暂交流过的同志，甚至江姐等曾经令人敬佩的革命者，都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中殒命。这场“11·27大屠杀”震惊中外，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疯狂。

参考资料：[1]岳定海.岳池,黎明前的火焰——访中共地下党员、渣滓洞幸存者杨俊生[J].晚霞,2016,0(12):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