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7日，一个特殊的女人被接到了北京中南海。

之所以说她特殊，是因为在建国之前、此女的丈夫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工作。

要知道，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但凡和旧政府沾边的人，大多数都受到民众们的唾弃，毕竟他们都曾是为祸一方的地主官僚，平日里做惯了欺压相邻的勾当，老百姓对他们自然不会有好脸色。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社会官僚的太太，竟然来到了首都北京，还大摇大摆的进入中南海，其身份自然受到了人们的猜测。

而当毛主席见到她之后，更是仔细端详了好一阵子。

许久之后，向来待人宽和的毛主席竟脸色一变，说出了令人猝不及防的一番话：“你就没给我带点东西？”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她的丈夫又是何许人也？

当毛主席见到她之后，为何却冷不丁地说出这样的话呢？他们二人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关系呢？

要想弄清楚其中的层层疑团，还要从一年之前、毛岸英韶山之行的意外发现开始说起。

1950年春夏之交，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毛岸英说道：“你长大了，也已经成婚了，是时候回韶山老家去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们了”。

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嘱托，毛岸英踏上了前往韶山的列车。

回到老家之后，他先是到祖居游览了一番，然后便是挨家挨户到长辈们家中登门拜访。

这是毛岸英记事之后，第一次重回故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显得格外亲昵，此次行程也让他收获颇丰。

在韶山待了一些时日，毛岸英便回到了北京，刚下火车还没来得及休息，便心事重重地找到了父亲。

看着他微蹙的眉头，毛主席好奇地问道：“探亲回来，为什么闷闷不乐的？”

见父亲主动询问，毛岸英便支支吾吾地回应道：“我回韶山见了舅舅，听他说了姑姑被捕牺牲的事情，还有……她还有个养女在世，只是很少有人知道”。

毛岸英所说确是实情，那位舅舅、正是毛主席外婆家的表兄，名叫文运昌。

根据文运昌所言，1928年时，毛主席的堂妹毛泽建因为参加“湘南暴动”，被军阀抓住，不久后便传来了她的死讯。

虽然毛泽建牺牲时只有24岁，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但却有个养女还活着。

在听到这个消息，毛主席眼神中掠过一丝欣喜的光亮，连忙问道：“这个孩子现在何处？”

毛岸英则表示，由于此次行程比较紧，并没来得及寻找她的下落。但他已经委托舅舅文运昌帮忙打听，只要有消息就写信给自己。

毛主席默默点了点头，在他的心中，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见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甥女了。

好在文运昌并没有忘记这份委托，在毛岸英走后便开始四处打听，在下了一番功夫后终于找到了毛泽建的养女陈国生。

而当文运昌表明来意之后，陈国生竟然毫无预兆地痛哭流涕起来。

见此情形，文运昌慌忙走过去安慰，过了好一会儿、陈国生才算平复了悲痛的情绪，将深埋在心底的那段往事哭诉出来。

原来，陈国生原本姓梁，父亲梁泽南、母亲陈淑元都是共产党员。

1928年初，由于叛徒的出卖，梁泽南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侥幸逃过一劫的陈淑元便带着她东躲西藏。

可是此时陈淑元也面临敌人的搜捕，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始终不方便，只好将她寄养在了革命好友陈芬、毛泽建夫妇家中。

或许是陈淑元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临分别的时候悲痛地对毛泽建说道：“这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

毛泽建则重重地点了点头：“你放心，我和陈芬没有孩子，一定把她当成亲生骨肉对待”。

事实证明陈淑元的预感是对的，短短几个月后她便被反动派军警抓住，最终为革命捐躯。

令人惋惜的是，1928年5月，毛泽建也不慎落入敌人的圈套。

从那之后，陈国生再也没有见过养母，后来她才听说，毛泽建也被敌人杀害了。

说完这一切，陈国生再度泪如雨下，毕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亲眼目睹父母、养父母先后离世，对于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而文运昌则轻声安慰道：“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现在毛主席、也就是你的舅舅正在找你”。

听到这句话，陈国生满脸不可思议，她不敢相信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竟然还关心着自己，便在文运昌的帮助下，给北京寄去了一封信。

在信中，陈国生表达了对毛主席的问候，希望有机会能够前去探望，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不情之请，那就是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原来，陈国生虽然是革命烈士的子女，但她的丈夫宋毅刚曾在反动派政府中任职，正是这一点，让她的身份变得十分敏感，以至于许久都没能找到一份工作。

要知道，在建国之初，地方上的各级部门对于敌特分子的审查极为严格，虽然宋毅刚已经和反动派政府彻底划清了界限，却也免不了每隔一段时间到湘潭县政府汇报近况。

大概过了半个月时间左右，陈国生终于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

此问 近好！ 毛泽东”

看过毛主席的亲笔信后，陈国生极为感动，便当即拿着信件找到了湘潭县政府。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她先是进入到县里的国营茶厂做女工，凭借着干活勤快的优点，不久后又被调到长沙蔡锷北路肉食店担任出纳员。

虽然每天都要忙到很晚，而且身体也十分劳累，但陈国生却乐在其中。

毕竟以自己的身份，能够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极不容易，所以她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一转眼时间来到1951年初，当时春节刚过，肉食店来来往往的顾客络绎不绝，陈国生正忙着打包货物，却突然被店里的领导叫了出去。

原来，有个电话打到了领导办公室，并且指名道姓要陈国生接听。

一头雾水的陈国生只好跟着领导来到办公室，刚接过听筒放到耳边，电话那头便传来一个浓厚的声音。

“喂，是陈国生吗？”

陈国生回应了一声后，那边又继续说道：“我们是湖南省委办公室的，昨天北京发来电报，要请您去一趟”。

听说自己受邀前去北京，陈国生心情格外激动。

因为她已经猜到，肯定是毛主席要见自己。

可高兴之余，陈国生又犯了难，吞吞吐吐地说道：“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远门，北京更是一次都没去过，我怕……”

未等话说完，电话那头给她吃了一剂定心丸。

“这个您不用担心，还有毛主席的两位亲属一同前去，您跟着他们就好”。

原来，此次毛主席一同邀请了三人前往北京，除了陈国生之外，还有表兄文运昌和文涧泉。

在经过两天时间的准备后，他们先是乘坐大巴车来到了湖南省委驻地，在省委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又乘坐绿皮火车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行程。

在此之前，陈国生和文运昌、文涧泉见过几面，也算比较熟悉，再加上此次能去北京他们心中极为兴奋，一路上有说有笑、气氛十分欢快。

4月24日，一行三人终于抵达北京，刚下火车便被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接到了前门建国饭店休息，并且告知他们三天之后毛主席将亲自接待。

三天时间并不算长，可陈国生却感觉度日如年。

毕竟毛主席虽说是自己的舅舅，可他也是新中国的伟大领袖，她不知道见面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因此心中格外忐忑不安。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转眼便来到了4月27日清晨，陈国生三人对着镜子精心收拾了一番后，便乘车来到了中南海。

走进怀仁堂，他们便发现一个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自己，文运昌率先开口喊道：“毛主席，是您吗？”

那人正是毛主席，听到声音后转过身来，满面笑容地迎上前去，与他们热情地握手说道：“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不要喊主席”。

见三人点头后，毛主席继续笑着问道：“这几天住得还习惯？饭菜合不合胃口？”

文运昌则十分满足地回答道：“都好，都好”。

当毛主席的目光落在一旁的陈国生身上后，和蔼的笑容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脸严肃。

片刻后，他才假装生气地说道：“外甥第一次来看望舅舅，也没给我带点东西？”

闻听此言，陈国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笑脸通红地说道：“我……我没有带礼物……”

看着她的反应，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毛主席并不是真的向陈国生索要礼物，只是看她一直待在文运昌的后面，一言不发格外拘谨，便想着活跃活跃气氛，也好让她不那么紧张。

这时，逐渐放松下来的陈国生突然想到，自己带来的包袱中还有两封书信，一份是当年养母毛泽建被捕入狱后，写下的绝笔信；另一封的内容则是丈夫宋毅刚的具体情况。

一同翻找之后，陈国生将两个泛黄的信封递了过去。

毛主席先是看了毛泽建的绝笔信，眼角不由得泛起了泪花。

“我将毙命，不足为奇，但是人民总归要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恨。到那时，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

明明预料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毛泽建却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这份胸襟与魄力非常人能够企及。

感慨一番后，毛主席又打开另一封、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

内容并不长，只是写了一些宋志毅的过往经历，曾在反动派警察局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督导员，没用太多时间便看完了。

收起信件后，毛主席看向陈国生：“你丈夫手上有血债吗？”

陈国生摇了摇头：“没有血债，大多只是负责处理一些文书”。

毛主席接着追问道：“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有没有遭到人民的怨恨？”

陈国生则如实交代道：“他原本也是个穷人出身，只是不慎被反动派抓了壮丁，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了解详细情况后，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打心底里对这个外甥女婿表示了认可。

而后，陈国生又突然提到，养母毛泽建还埋葬在衡山紫金峰麓，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显得非常寒酸，希望政府能出一些经费，把她的墓重新修缮一番。

修缮养母的坟墓，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毛主席听罢却沉默不语。

直到陈国生再次询问时，他才长叹了一口气，幽幽说道：“烈士的长眠之地，是应该好好修缮，只是现在重要的是搞建设。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那么多，是笔不小的数字，这对现在的财政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随后，毛主席又笑着说道：“我父母的坟茔还是个小土包嘞，很多人劝我修一修，我都拒绝了。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等经济好转了，再做这件事情也不迟啊”。

看着毛主席语重心长的模样，陈国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她没有想到，毛主席不光伟大，还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心中的敬佩之意更加浓烈起来。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陈国生曾多次受邀前往北京，看望舅舅毛主席。

而每次见面所见到的事、听到的话，都让她受益匪浅。

陈国生晚年时，曾这样回忆道：

“自从和毛主席见面之后，他老人家就一直记挂着我们，除了平时写一些信之外，每年还会让秘书寄来一些钱。他知道，我们生活得比较拮据，也算是帮忙贴补家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的稿费中开支的，平时他舍不得花，就都攒起来帮助我们。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一家人根本度过不了经济上的困难.......”

说完这些，陈国生早已热泪盈眶。